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政治学——以文化领导权与阅读构形为关键词

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解构了文本的本体论地位,而将读者及其阅读活动拔擢为意义的策源地,将读者放在阅读实践的整体中去考察成为读者理论发展的方向,读者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关系研究成为重点。这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介入读者问题域提供了契机:读者从无现实性的理论型读者,转变为拥有种族、身份、年龄、阶层、性别等文化差异性的文化政治型读者,威廉斯、托尼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转向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范式之后,不仅突破了学院派精英主义的读者理论,而且构建了一套以大众为读者、以大众文化为文本、以大众阅读为文化政治的阅读政治学,赋予大众读者、大众文化文本及其大众阅读文化的政治功能价值及其文化的政治实践策略。     

图文小说《鼠族》的叙事与聚焦（英文）

《鼠族》是由上下两部组成的图文小说,讲述了关于纳粹屠犹的血腥历史,阿特作为一名漫画家记录了其父亲弗拉德克从战前到战后的记忆,并且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再现了其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痛苦经历,让读者对大屠杀时间对当事人以及其后人带来的创伤影响有了直观的了解。《鼠族》是第一部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图文小说。其独特的多层叙事风格以及双层多人物的聚焦给这部小说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从《鼠族》的叙事风格和聚焦来研究其特殊的叙事策略及其带来的影响,可以为读者进一步解读《鼠族》提供更多的角度和可能性。结合经典叙事学家雷蒙-凯南对于聚焦的定义,研究了《鼠族》中聚焦的特殊表现,重点探究了图文小说中聚焦的表现和标志,图文双轨的多重叙事层,音轨和画轨中的聚焦,两种叙事聚焦相互影响,最终导致对叙事可靠性的质疑,拓展了雷蒙-凯南对于传统叙事学中聚焦的定义范围。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语境下的五四小说艺术变革

五四小说发生于中西交汇、破旧立新的时代转折背景下,历史语境中的五四小说家们肩负着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精神衰微与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责任与使命,其小说实践在契合社会变革诉求与"人的觉醒"的时代脉搏中,承袭小说民间私语特质与中国读者大众阅读心理习惯,突破传统小说观念、叙事方式等藩篱,在改变中国小说固有形态中完成现代小说启蒙使命,从而正式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     

经典漫画化：文化典籍超文本改写的理据、模式及方式

传统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面临着投入与产出效果不完全对等的现实难题，主要原因是作品因其呈现形式和时代距离感难以融入读者的文化心理、审美习惯和交际话语惯式。经典作品的漫画化打破了单一依靠文本译介的传播方式，紧贴当代读者追求视觉感知和互动式阅读的特点，以视觉语法、图像叙事和新修辞观为理论指引，超越文字符号的一元信息模态，对原作中的文本信息与文化内涵进行优化提取，图文结合、多语并用，使经典的作品世界更加丰富和立体。该模式对作品的核心内容进行超文本改写，采用语内翻译（古转今）、语际翻译（中译外）和符际翻译（图释文）相结合的复合式编译方法及颇有现代感的叙事风格，配合读者的“悦读”期待，对核心思想作多维诠释，增厚文化体验，从而消除交流障碍。通过内容与形式上的多模态重构，作品内质不变而文本形态得以优化，能有效提升大众化传播效果。     

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

杜博妮是中国当代翻译史的亲历者和书写者,其汉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她反对充斥翻译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流行话语和宏大叙事,提倡汉英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关注中国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杜氏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翻译有“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两种模式,各有其历史功绩和固有缺陷.她呼吁翻译理论家关注翻译生产和译文接受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尤其是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大众读者的阅读快感.杜氏的理论模式也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对其进行辩证分析.     

数字时代大众文化中的“游戏性情感”

数字时代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游戏性”,正是通过游戏,网络大众重塑了感觉结构,使“游戏性情感”成为主导性情感模式。在“网抑云”文化现象中,忧郁感不仅是可分享的,更是可机械复制的,忧郁的书写者通过忧郁文字的复制性生产,实现了对忧郁的超越。在网络爽文中,引发愤怒与制造快感成为一种元叙事层的程序,读者对“爽点”的体验源于这种程序,无关正义。网络虐文的读者在阅读中“自找苦吃”,其阅读体验中的“痛感”是无意义的,是对痛苦的“玩弄”。游戏化是数字化环境中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它可能改造网络大众的感觉结构,使之在游戏中形成“不严肃”的共有经验。当网络大众普遍达成了“玩游戏”的共识,就可能形成主体互认的、真正的“情感共同体”。因此,我们应当保卫“游戏场”。     

话语交流视域下的叙事声音类型论

叙事的话语交流属性肯定了读者在叙事中的意义建构功能。读者意识作为联结世界、叙事与阅读的文化机制,影响着作者对自我与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设定,从而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从强调作者权威的直陈,经历婉曲的讽刺、悖逆的反讽,到意义游移的含混叙事,作者的位置不断下移直至退出文本,读者的主体地位从无到有乃至成为意义的最终裁决者,体现了叙事交流意识的强化轨迹和读者意识对叙事声音的强大影响力。     

认识“你”——“灵魂出窍”之叙事艺术

美国当代小说家珍妮弗·伊根的小说《恶棍来访》是一部创新实验作品,小说的叙事结构突破常规,细节设置十分巧妙,一些批评家因此称之为"后后现代小说"。小说第10章"灵魂出窍"借鉴修辞叙事学的叙事模式,打破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界限,并运用第二人称叙事模式对叙事交流的作用,揭示出其潜文本。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带给读者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而且也使读者充分了解到美国吸毒青少年同性恋者的生存精神状态。     

认识＂你＂——＂灵魂出窍＂之叙事艺术

美国当代小说家珍妮弗·伊根的小说《恶棍来访》是一部创新实验作品,小说的叙事结构突破常规,细节设置十分巧妙,一些批评家因此称之为“后后现代小说”。小说第10章“灵魂出窍”借鉴修辞叙事学的叙事模式,打破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界限,并运用第二人称叙事模式对叙事交流的作用,揭示出其潜文本。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带给读者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而且也使读者充分了解到美国吸毒青少年同性恋者的生存精神状态。     

《立体几何》的伦理警示：男性霸权主义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使真实读者运用伦理标准对叙述者传递的文本信息进行阐释,而重获阐释与批评文本的合法地位,此读者观进而发展为以伦理取位的叙事伦理批评。以叙事伦理批评视角阐释小说《立体几何》,乃立足于叙事策略,对叙述者表面叙述的信息确定性进行对照式阅读。确切地说,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及其叙述内容的否定态度,以揭示小说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产品包装品牌形象文字的拟态化书写

书法是设计商品品牌形象文字常见的文化元素。品牌形象文字要在简洁明快易读易记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包装内容物的商品属性,但是传统书体的形态与商品的属性之间并不存在着确切的同构关系,所以要通过某种方式对传统的书法进行重构,文字的拟态化书写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气”的审美意蕴

"气"是中国古典美学元范畴之一,它与"道"和"象"一起构成古典美学的生成模式。气能够进入古典美学的视野一方面由于它是这个生成模式的中介环节,另一方面又因为气自身的某些特性与古典美学的内蕴———生命精神、超越精神和"象"之审美精神有着共通之处,它还是使得古典美学核心的"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意象"美学:中国影视美学体系再认识

中国电影意象美学自中国电影诞生就与之相伴相生,逐步形成多型意象美学形态并行发展、互动互融的基本格局。中国当代影视意象的创造和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在综合化与普遍化过程中突现独特性,以创新的民族文化为根本,以其优良基因为内核。     

"两棵树"意象的置换变形--《致橡树》原型寻踪

《致橡树》隐含着"两棵树"的原型意象结构。这一意象结构在中国生成于《诗经》、《孔雀东南飞》与《韩凭妻》等文本中,在西方出现于《圣经》以及斯宾塞、布莱克等人的诗歌中,象征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并含有"死亡———复活"意蕴;现代作家沈尹默的《月夜》与鲁迅的《秋夜》则赋予其个性独立的观念。舒婷在《致橡树》中最终完成了这一意象结构的置换变形:在意象构成上,用"木棉"与"橡树"置换原来较为模糊的"两棵树",使意象更为具体而富有张力;在象征蕴涵上,舍弃了原有的"死亡———复活"蕴涵,进而综合了中西文本中的爱情蕴涵与中国现代文本中的个性独立观念,并赋予其鲜明的女性意识。     

时间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在谈歌《杨志卖刀》中的运用

谈歌的《杨志卖刀》是对《水浒》中的一段情节的前溯性扩展,在这个扩展故事中,作者谈歌将时间作为一种有力的叙述手段,借助宝刀这个意象,利用武侠小说的套路和评书的方法,将一个恩怨相报的故事作了一番具有独创性的铺陈。     

地土之象:"天人合一"的本体图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新探

在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 ,由于“天人合一”概念 ,使其对古代文化的诠释生出了许多的轻率与迷茫。笔者试图从中国远古文化产生的原始意象入手 ,重新清理中国文化的本体图景 :中国文化的原生意象是“地土之象”。在这一本体图景指涉下 ,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地土观”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大地精神”。而“天人合一”观念是后世宗法观念向王权专制思想演化过程中对“地土之象”本体图景的一种虚拟、比附、幻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精神构架中 ,“地土之象”是其本体图景 ,“天人理想”是其表现形态 ,“血缘亲情”是使二者相互通达的内在纽带     

“景”“境”之别与明清人情景论之偏失

意境范畴中的“境界”概念源自佛家,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主体所处的外在时空;二是主体意识状态。作为时空之境,它不等于“景”而包含“景”。明清人以“景”充“境”并以情景关系论意境,犯了不相称的逻辑错误,无法对意境作出正确界定。文章认为意境是未经充分言说的特定时空的感悟。     

当代文学与酒--当代文学意象研究之二

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酒”意象与传统酒文化之间有着丰富的联系,两者在酒与生活,酒与时代精神的变迁,酒与浪漫主义,酒与作家、革命家、农民、“愤怒青年”等诸多方面有着种种因缘。了解这些,既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人生观中的丰富意义,也有助于了解中国人性格中的温柔敦厚与挥洒真情的二重性。     

从"文"、"象"的空间性看中国古代的"诗画交融"

诗与画的关系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是一个倍受注目的问题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中西传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 ,不断有人对诗与画的界限进行区分 ;在中国 ,“诗画交融”却一直是衡量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是“诗画交融”的深层思维基础 ,“文与画”、“书与画”、“诗与画”之间以空间化、视觉化的“象”为核心的同源性关系 ,则为“诗画交融”提供了内在形式依据。通过对“文”、“象”的原始空间含义的考察 ,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