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形态的王权规划——论东汉前期的意识形态策略

东汉前期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得以空前增强,是通过王权对知识形态的规划来实现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的提倡,为士人确立正面榜样,以达到对他们的引诱与规划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宣布图谶于天下",对思想进行强制性规划,为知识者提供一套不可逾越的参照系;再者,通过白虎观会议,议定意识形态标准,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对各种知识形态进行重新界定,使之服务于帝王意志。     

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而汉代又是礼法融合确立方向的时期。汉代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了礼法结合。二百余年后,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又进行一次总结,并由班固整理出一部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白虎通义》,把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礼法进一步结合。礼法融合也就成为汉朝法律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汉代礼法融合的历史背景汉朝建立以后,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曾经有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汉初七十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上有…     

《白虎通义》与封建等级制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公元七十九年,东汉章帝(刘炟)召集一批官僚、诸生和诸儒,在白虎观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同异”以“正经义”,编成了《白虎议奏》。《白虎通义》就是由班固奉命编辑整理的章帝对《白虎议奏》所作裁决的定论,具有法典的权威性,是东汉时代的“国宪”。班固赞颂这部书“唐哉皇哉,永垂世则”,《白虎通义》适应了封建王朝进一步加强思想统制的需要,并以其国家法典的地位而发挥了重大的社会现实作用,进而又为以后的历史带来极为深远的流毒。《白虎通义》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编制和宣扬封建等级制,以强化封建特权,巩固豪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本文拟就《白虎通义》鼓倡的封建等级制作一简略的述评。     

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

影响清帝国统治阶层疆域边界意识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清帝国在北方与俄罗斯进行边界争夺,后经谈判勘界,刺激清帝国统治阶层清晰的"北部边界"观念形成;二、在清帝国南部及西南部,由于与历属中央王朝的"藩属国"接壤,在传统"天下-王土"观念影响支配下,清帝国没有明晰的南部和西南边界观念.传统"王土"观念在中国历代统治阶层思想中根深蒂固,它无助于中国在走向近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过程中,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措施捍卫国家疆域和领土的完整.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关于王符生平的几个问题

关于王符生平的几个问题,刘文英教授在1990年第4期的《兰州学刊》中,进行了考证和辩析。一、王符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刘文经过多方面的考证后认为,王符的生平应该是公元82年,所处时代应该出生在东汉前期的章帝之世,中年也是在东汉中期的和帝,安帝,顺帝时期度     

汉帝国宗教的儒化改革

中国在轴心时代以后也产生了具有超越性理想的高级宗教，就是儒教。它是对汉帝国祭祀体制进行儒化改革的结果。汉武帝尊儒以后，儒士集团力量逐渐壮大，至汉元帝时便开始在社会上层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改革目标首先指向宗庙祭祀体制，至汉成帝时又进一步指向郊祀体制。其间几经反复，直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完全符合儒学义理的宗教祭祀体系，这就是儒教形成的标志。儒教体现了儒学的人文精神，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综合体系，既没有一个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专门组织，也没有形成一个可与世俗生活清晰区分的神圣生活领域。古代世界其它一些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的特性，因而以此作为否定儒教的宗教属性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的传统(续)

四儒家学说对中国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可见于两次重要的规范转变(这里的“规范转变”没有弗兰斯孔(Franz kuhn)的革命性涵义)。这两次转变都是哲学和理性的转向,扩大了儒教内在和外在的范围,而且两次转变都是对巨大社会政治变动作出的反应。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佛教和道教长达七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在唐代,儒教国家的重新确立推动了儒教的复兴。宋代的理学是佛教玄学及道家思想同儒     

关于儒教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儒教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制度性的社会存在,嵌入社会的机体之中,具有复杂的形态特征.20世纪,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儒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逐步退入观念领域,成为文化反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建构等思想和学术的"对象".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重建儒教"的思潮,力图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设计,探求儒教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道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将对儒教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和重建问题提出一种思考和建议.关于儒教的"形态",大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讨论"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1980年,任继愈先生首倡"儒教宗教说",将儒教视为封建的意识形态并描述其"宗教"特征.冯友兰、张岱年、李景全等先生主张区分汉代宗教化的儒教与先秦和宋明的儒学传统,将传统儒教定位为思想和哲学.牟钟鉴认为儒家传统还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形态.①儒教问题的讨论,客观地推动了关于儒教形态的反思,突破了传统从思想和哲学的视角把握儒教的局限,揭示了儒教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密切关联.与大陆学界的讨论不同,在港台中国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研究中,"儒教"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精神性传统"的面相而获得致思的.     

"三纲六纪"与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作为记录东汉白虎观会议的重要文本,《白虎通义》在继承先秦尤其是西汉儒生社会秩序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提出了三纲六纪思想,发展完善了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一是将儒家着重调整的社会关系由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延伸到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主,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内的九种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控制的范围;二是突出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六纪从属于三纲,而三纲之中父子、夫妇又从属于君臣,有利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三是强调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在标示社会等级的名号器物、礼乐制度等方面,赋予道德意蕴。此外,白虎观会议综合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及文化资源,并采用皇帝裁定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性。因此,三纲六纪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深深影响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两汉谶纬考论

"谶"与"纬"的思想观念,在两汉时期有一个由分立而化合的过程。古今学人往往笼统讲说汉代"谶纬",并不符合实际。谶验观念始自远古,至汉末一直存续,从未间断。谶至汉初,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了新变——以谶辅经、以谶释经。此一现象肇始于文帝时,至汉末一直存在。东汉明、章之后,以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白虎通》为标志,确立经、谶互释为正统思想。而其远源,实在汉初。考察谶、纬之发生演变史,实际上有谶而无纬。东汉后期出现的所谓"纬",实际就是谶,其实质是以谶"纬"经。历来通行的"谶纬始自哀、平之际"的论断,不仅曲解了张衡,也淆乱了"谶"、"纬"的概念,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     

中原地区汉末至曹魏时期的墓葬等级与葬俗变迁的阶段性

东汉晚期墓葬从形制、构造、随葬品等诸方面较之东汉早中期呈现衰败的态势,但葬俗依然延续了奢华之风,虽不乏僭越,总体依然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运行.曹魏时期墓葬的等级制度延续了东汉的传统,葬俗则明显表现出薄葬的倾向,这种薄葬由曹魏统治者倡导,经历了一个从相对薄葬到真正意义上薄葬的过程.薄葬的最终意义在于确立君臣父子的忠孝观念,奠定曹魏统治的社会与思想道德基础,对两晋南北朝的丧葬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的社会危机、儒林异化与新儒学的困境

一、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危机董仲舒新儒学自西汉中期创立以后,经过漫长的凝固与僵化过程.到东汉中叶白虎观会议上,沦落为近乎宗教神学化的思想体系.《白虎通义》对新儒学虽有些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沿着董仲舒固有的思想模式前进,使得新儒学更加精致化,日趋凝固与保守.而它将大量的谶纬援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则使新儒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呈现令人无法忍受的荒诞怪异特征.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钦定"支持,《白虎通义》成为具有法典意义新儒学的总结性文字,对社会影响     

简论曾国藩与程朱理学

一、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家学说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学派的总称,是一种新的儒学.它孕育于北宋仁宗时期,大盛于南宋孝光之际,理宗统治时期取得独尊地位后,便支配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     

论《易纬》与中医气象医学

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是否形成于汉代?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易纬》探索医易关系,得到了可以给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以肯定回答的史料依据.《易纬》形成于西汉董仲舒至东汉汉章帝主持白虎观会议这段时期.《易纬》在《易大传》基础上,广泛吸取了当时的天文、历法、物候、数学、医学、律吕等方面的成就,发挥了《易经》的思想结构框架,为望气占候术的宗教手段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依据,从而决定了以象数占筮为主要特征的汉易的基本轮廓.一、八卦气验说与气象医学的萌芽中医气象医学的萌芽,其由来可谓相当久远.《春秋左氏传》昭公元年,秦国医和尝云:"天有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浅析分税体制下税法运行现状与完善

当前,"营改增"扩围、房产税试点和资源税调整等地方税改革已经启动,我国正处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时期,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事关财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推行"营改增"后,打破了原有的地方税体系运行格局,把地方税体系的构建推向深入,现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重新确立地方新的主体税种,加快推进城建税、环保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改革,形成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     

儒教与重振儒教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教自身的优越性有三点:一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二是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三是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教作为宗教的四个条件业已具备:孔子即是儒教之神,《论语》即是儒教之圣经,各地的孔庙、文庙、夫子庙、书院即是儒教的组织基础,崇拜与信仰儒教的信众分布世界各地.重振儒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祭孔仪式.其次,普及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大众化,为建构儒家圣经打基础、作准备.再次,恢复孔庙、文庙、夫子庙和书院.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文化意义

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的特征在于,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融合的趋势;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资本逻辑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支配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它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数字化时代本身的特质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界限。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对策在于,自觉提高对它的全面、客观、辩证的认识;调整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安排;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包括乡里“自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治安管理体制三个层面，三者一体，相辅相成，有效地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在都市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都市，乡里管理在国家政权统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