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的七律诗风与北宋元祐诗坛

苏辙少时从学于父兄,入仕后与欧阳修、司马光等交游,后又教授张耒,他们的七律诗风皆呈现白体特征。白居易是其文集中所提唐代诗人最多的一位,他欣赏白居易的诗品与人品,但对白居易也是有选择的接受,这使得他的七律能够突破白体的局限而自成一家。他的七律诗风"妥帖大雅",长于叙事是其七律的最大特征,且诗法与文法并重,流畅与凝练共存,是白体诗人中七律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位。元时期苏门七律各呈姿态,苏轼七律可谓白体中的变体;苏辙、张耒承欧阳修一脉而来,可谓白体中的正体;秦观七律呈现明显的晚唐体特征;黄庭坚与陈师道承西昆体、后昆体、梅尧臣、王安石等讲究法度一脉而来,成就江西诗派。     

试论北宋真宗朝白体诗歌创作——以翰林学士应制诗作与中层文士慕白为考查中心

宋初白体诗首兴,白体诗人范围甚广,有"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时至真宗朝,随着白体名家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的去世,新朝文士纷纷进入文坛,使得昆体代替白体渐次成为诗坛中心。但不少诗人尤其是真宗朝的翰林词臣们的应制唱和诗作,无论是内容体制上还是语言风格上仍然具有白体诗的特征,甚至不少"典型"昆体诗人也由白体"脱胎"而来。宋初诗风更替具有渐次性与复杂性,西昆体与白体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的联系。此外,中层文士把白体诗风推向民间,扩大了白体诗的题材范围。总之,白体诗作在真宗朝没有消失,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论王禹偁的七律诗风及诗学史意义

王禹偁为宋初宗白诗风中七律创作最多且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基本以应酬为主,但走出了宋初的台阁之风,颇得江山之助,对于北宋七律题材颇有开拓之功。其七律语言直率,多议论,章法顺畅流走,不太讲究结构布局,明显偏于白居易七律风格,又具有杜诗沉郁含蓄和晚唐清丽工整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整合性诗风。这种诗风已含有宋诗渐变的因素,以议论为诗、重理性、以文为诗、重叙述铺排的特征都已逐露端倪。其诗文理论与实践对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杨亿七律诗风的转变及其诗学意义

杨亿的诗学传承非常复杂,在受家学渊源及当时诗坛影响的同时,对李商隐的偶然发现,促成了其诗风的转变.其七律诗风从《武夷新集》到《西昆酬唱集》变化非常明显.《武夷新集》中的七律题材比较集中,基本以寄赠交游为主,是当时白体七律的主要题材,创作技巧以写实叙述手法为主,语言上融合了晚唐体的精心雕琢,总体诗风体现出白体与晚唐体相结合的面貌,后期开始使用典故,逐渐出现西昆体迹象.《西昆酬唱集》中其七律较之《武夷新集》的变化体现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等各个方面.这些变化与杨亿对李商隐的体认与模仿分不开,其对宋诗学的影响亦不可估量,从很多方面兆示了宋诗的特征.从杨亿七律诗风的转变中,人们可以看出北宋诗风在学唐交唐过程中的艰难探索,杨亿应是促成北宋诗风新变的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考量.     

重绘宋初诗坛图景——以寇准诗为例

迄今为止,关于宋初诗坛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如在整体定位上,强调从唐音到宋调的转换,对一些艺术成就出色、却较难纳入这一转换过程的诗人过于忽视;而在具体描述上,又过于倚重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递嬗演进的描述框架,一些较难纳入“三体“序列的诗人,往往难以得到恰当审视。寇准诗的被忽视与被误解,便同时反映出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分析寇准诗风,并以此为例,对宋初诗的研究现状略作反思。     

重绘宋初诗坛图景——以寇准诗为例

迄今为止,关于宋初诗坛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如在整体定位上,强调从唐音到宋调的转换,时一些艺术成就出色、却较难纳入这一转换过程的诗人过于忽视;而在具体描述上,又过于倚重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递嬗演进的描述框架,一些较难纳入"三体"序列的诗人,往往难以得到恰当审视.寇准诗的被忽视与被误解,便同时反映出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分析寇准诗风,并以此为例,对宋初诗的研究现状略作反思.     

苏轼、黄庭坚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其人格异趣

苏轼、黄庭坚的七律诗风差异很大,如果以黄庭坚七律作为七律发展过程中的正体,苏轼七律则属变体,二人的合力将北宋的七律创作推向了高峰。从句法、炼字、用典、虚词运用、格式新变等方面比较,可见二人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在七律技法上的继承与新变。从对苏、黄二人七律技巧的分析,可以看出苏、黄人格之异趣:苏轼外纵而内敛,黄庭坚却外敛而内纵,这种结论与学界对二人性格的研究与论述正好相反。希望通过对二人七律技巧这一现象的分析,把握其时代特征,特别是诗人的人格异趣,以推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希望通过此文的分析,能为学界在诗人诗作的研究上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宋诗学杜新论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北宋初期,诗坛主要受中,晚唐诗风影响,杜诗尚不被重视。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国初之时,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 方回对宋初诗坛状况的分析则更为明晰: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 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西昆体七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西昆体七律融合了白体七律的铺陈议论、晚唐体七律的属对精工及李商隐的比兴用典,形成"以赋为律"、以学问为诗、注重属对功夫的特征,为北宋七律奠定基本格局。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西昆体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自从西昆体七律出现后,北宋七律几乎都有了"西昆体的底子"。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宋初晚唐体清寒苦吟诗风与佛家怀抱

宋初晚唐体诗人清寒苦吟诗风一为晚唐诗人的自然过渡,二为诗僧和仕途失意、生活寒苦文人的自然选择。其"清寒、苦吟"诗风源于晚唐诗人贾岛和姚合。晚唐体诗人与佛教的关系,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多有体现。究其原因,乃是佛教"人生皆苦海"的理论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宋初晚唐体诗人在佛教中为自己"清寒"、"悲苦"的生活命运找到了终极关怀。     

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

晚唐诗风日趋艳丽,镂金错采,炫人眼目,这种诗风和晚唐,五代婉约词的艺术风格有着至密的亲缘关系,并对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唐缛丽诗风的主要代表是李商隐,他的诗歌,特别是它的爱情诗歌,艳情绮思,深细婉曲,缠绵悱恻的艺术风格,对同时代和后代诗词影响颇大,从晚唐至宋初,直到清代,有不少诗人在艺术风格上效法他。不但诗人如此,就是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许多爱情戏曲作家,也都接续不断地向他学习一些艺术表现手法。晚唐的重要作家温庭筠和李商隐齐名,世称“温李”。温庭筠的诗风近予李商隐,而他的词十之七八是写恋情的,绮丽婉弱的格调,尤其与李商隐酷肖。说温李齐名,主要是说他们某些作品的艺术风格比较相近,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李商隐的爱情诗主要是无题诗,这可以说是他的首创。他也有几首摘取首句数字以为题的爱情     

苏舜钦以文为诗考说

苏舜钦继承了杜甫、韩愈以文为诗这一艺术手法,较早在古体诗中大量运用,并将其扩展到近体律绝。他的诗歌同之前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诸诗人相比显现出独特的面貌,也使宋诗开始出现了迥异于唐代的诗风。     

略论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王禹偁在北宋初期文风颓败之时,打起了“革弊复古”的旗帜,对晚唐五代浮艳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强调为文取法韩、柳,诗歌学习杜甫、白居易的有为而作精神,为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开了先声,遂成一代前驱。宋初文坛深受晚唐五代文风影响,唱和之诗风靡一时,“苦吟”诗人争相涌现,以逃避现实,歌时颂圣为能事的各种文学流派充斥文坛。晚唐五代由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经济日趋衰退,多数文人墨客钻进了与世隔绝的书斋,或吟唱用典繁杂的“闺闱诗”以自娱,或     

王禹偁诗歌浅谈

王禹偁作为宋初白体诗代表人物,诗歌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诗歌思想内容反应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叙写生平怀抱,诗歌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影响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白体诗人流连光景的唱和之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北宋初期诗歌的革新。本文从诗歌题材内容、艺术特色、成就地位三部分论述他在宋初诗坛的开创之功。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宋初文风与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入宋以来,王禹称是首先对风行宋初文坛的颓靡文风进行讨伐的一位作家。围绕着“革弊复古”的宗旨,他提出了“宗经传道”的进步理论主张,为后来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的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一) 如同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是沿着一条曲折的轨迹。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有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古文运动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致使唐代一直流行着的骈体文在晚唐五代再度盛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