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晚年议会和平斗争策略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基于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而提出暴力夺取政权的“全面进攻”策略 ,同时也考虑运用和平手段改造所有制 ;1 9世纪 5 0年代以后 ,在科学把握革命形势基础上又提出灵活运用暴力和和平两种方式夺取政权的“有条件退却”策略 ;恩格斯晚年根据革命形势的新变化 ,进一步完善了“有条件退却”策略 ,制定了完整的议会和平斗争的“积极防御”策略。由于恩格斯对议会和平斗争策略的运用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定 ,因此不能断定恩格斯晚年发生了有人所期望发生的革命的“战略转移     

论恩格斯晚年议会和平斗争策略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基于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而提出暴力夺取政权的“全面进攻”策略，同时也考虑运用和平手段改造所有制；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科学把握革命形势基础上又提出灵活运用暴力和和平两种方式夺取政权的“有条件退却”策略；恩格斯晚年根据革命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完善了“有条件退却”策略，制定了完整的议会和平斗争的“积极防御”策略。由于恩格斯对议会和平斗争策略的运用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定．因此不能断定恩格斯晚年发生了有人所期望发生的革命的“战略转移”。     

“红”与“绿”之间:印度纳萨尔问题的解决之道

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之间的冲突已长达近半个世纪,它涉及革命与发展、反叛与镇压、变革与维稳等对立命题,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红”与“绿”的矛盾。印度政府主要采取军事手段遏制纳萨尔运动,不断加大军事财政投入、强化国家安全部队并利用私人武装等。地方政府在反纳萨尔实践中采用的军事组织和策略主要有“灰狗”组织、“和平行动”、“特殊警察”以及伪遭遇战等。军事遏制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它未能彻底根除纳萨尔暴力。纳萨尔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它在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意识形态的革命运动。      

两种原则 两种体制 不容混淆——评“三权分立”

本文拟从两种原则、两种体制的对比中,谈谈我对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反对在我国搞“三权分立”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 两种原则、两种政治制度的根本对立 分权,如果作为通常的工作分工,即国家机关各部门之间职权的划分,那是在任何一个形态的阶级社会里都存在着的。但政治学所探讨的“三权分立”,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职权划分,而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作为一种组织国家的政权原则及其体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原则及其体制是根本对立的。这种根本对立,主要表现在:经济基础、政权组织原则、政治思想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和谐社会解读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马克思在揭示国家阶级属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矛盾对立的一般属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质上是逐步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和矛盾、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     

和谐的本质内涵

和谐既不是先天预设或纯粹的主观感受,也不是矛盾同一性的片面强调,更不是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简单相加。和谐的内在根据在于矛盾,是矛盾运动一定阶段的成果的表达与呈现,是矛盾双方的对立同一的统一样态。和谐不是一次便得以实现与终结的完美状态,而是发展的和谐,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和谐的本质内涵告诉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实践中,必须要立足现实矛盾,正确认识与处理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不断实现与超越。     

试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性质及作用

(一)封建社会上行阶段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反封建的:“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叛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这是一条颠撲不破的马列主义真理,封建社会当然不能例外。从它一建立起,就是一个地主、贵族和皇帝这些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多数人的社会。地主和农民是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他们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是贯穿于封建社会始终的最基本昀最主要的矛盾,它决定和制约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当这一矛盾趋于尖锐化的时候,就诉诸于革命的暴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章太炎、孙中山国家政权建设思想的歧异

章太炎和孙中山都是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沧海横流的晚清,他们致力于国家的复兴事业,不遗余力。这一事业要求他们回答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前者他们颇多一致。因此,得以在共同的革命旗帜下为推翻清王朝百折不挠,九死不悔。后者,他们每多歧异。这些歧异反映了那场不成熟的革命在思想理论准备上的不足及革命思想的驳杂,也构成章孙矛盾、分离,甚而对立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缕析这些歧异,更清楚那场革命的思想背景,并从一个侧面理解曾经同路战斗的两个领袖人物后期关系嬗变的缘由。     

在不断化解社会矛盾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前,我国社会从总体上看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各类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建立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社会矛盾,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前的…     

科学与社会中的革命及其演变

本文从分析革命一词的概念由科学领域到社会领域的词义演变入手,认为社会革命同样是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相联系的“范式转换”,“革命”是思想和认识方式的进步不是颠覆传统社会的代名词,以颠覆为目的的“革命”为社会所提供的是颠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它不能为社会提供连接传统的人文价值体系,也不能为的政权模式提供赖以稳固的价值观念,反而因其自身颠覆与稳定的逻辑悖论而不得不推行封闭的强烈制性的社会管理方式,以避免社会系统的再度崩溃,因此,革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不在于被异化为反传统的暴力的颠覆性,而在于以社会的历史为基础,以传统价值为起点的承接和发展。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列宁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从多个侧面和不同的角度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这种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列宁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一国首先胜利”、“未来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中。     

科技革命与文化发展

近代科学革命动摇了宗教的思想与信仰，技术革命造就的工业革命隔断了传统化的自然基础。现代科学重新建构了当代人的世界观，现代科技的双重效应成为社会化的重大主题，科技在现代化中的份量在加重，现代科技造就了后工业社会的化模式，科技增强了化的影响和力量。科技革命促进了大众化的兴起，为大众化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经济条件，赋予了现代内涵。     

法治精神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一个富于创意的表达,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把握了现代性至今难以化解的矛盾。而要实现社会和谐的法治途径有三:其一,社会和谐必须以制度正义为价值理念,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权力与权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运作与平衡;其二,必须形成基于公民个体自我意识的全社会稳定而有效的价值认同,从而为国家政权提供根本的合法性支持;其三,建构完善的法治机制,有机协调普遍利益、特殊利益与个别利益、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追求人权的保障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及其发展

政治学是政治现实最直接的反映。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日益明显的发展趋势给政治带来的巨大变化 ,也必然引起政治学范式及其研究的重大变化。从以阶级、阶级斗争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政治学向以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学转换 ,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最集中的体现 ,也是当代政治现实最迫切的要求     

试论地方政府能力的内涵、结构及其特征

一个政府想要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仅要有＂德＂,更要有＂才＂,这种＂才＂就是政府能力。在政府失灵的困扰下,政府能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它是指政府在管理自身和治理社会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和力量。对这一话题,我国学者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仍有不少的空白。地方政府能力研究是政府能力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梳理学者们关于政府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能力的内涵、结构和特征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为地方政府能力的研究、评估和提升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传统价值观认同度初探

国民价值取向的发展与演变是政府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策略。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当今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如何,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有何差异等问题值得探讨。通过对问卷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影响价值观的认知体系做尝试性的探讨,调查结果表明,现阶段民众对传统价值观仍有较高的认同度,但不同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异显著。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述评

“五权宪法”论是孙中山在研究各国宪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所提出的独具特色的宪法学说.“五权宪法”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权能区分、直接民权、五权分立、均权制度、地方自治、革命三阶段等六项内容.其中,权能区分是其基础,直接民权是其精髓,五权分立是其中心,均权制度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自治是其根本,革命三阶段是其实现的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五权宪法论建立在孙中山对人类聪明才力的区别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要造就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但孙中山将对万能政府的制约主要寄托于贤人政治上,这显然不足以防范权力的滥用.     

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

传媒具有情况沟通和意见联系的功能。一个社会的传媒功能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群体内部的传播与交流。而检测传媒功能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的动态平衡。传媒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受控于国家,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传声筒;另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以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的方式控制着社会,控制着民众,媒体时常都处于"双刃剑"的考验之下。一个称职的媒体必须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构筑一个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