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创新经济学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整个创新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动态互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界自熊彼特之后对创新经济的研究分野为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支脉,各有侧重又各有不足,两个支脉逐渐融汇于演化经济学思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创新经济学的主要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内生驱动作用,它重视创新主体,企业的重要作用,融合了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矛盾运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创新经济学的重要渊源,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经济学的理论分野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关系

将经济学区分为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可以正确理解不同层面经济学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就经济学的核心层面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要素价值论这一根本问题上。但就表象形态而论,两者完全可以达成共识,也能够相互借鉴与相互融合,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中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创新,既要从本质层面上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髓思想,也要在表象层面上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这两方任何一方的偏失,都将影响中国主流经济学科学地、开放地、与时俱进地发展。     

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经过 2 0多年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经济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苏联范式”的束缚 ,实现了与现代经济学的接轨。本文分析中国经济学 2 0多年来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主要变化及其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当代现实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创新.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对工资、利润和利息范畴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从而客观地反映当今社会的现实.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利润是经营收入,利息收入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不仅对于说明社会主义现实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说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也是有意义的.     

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着力打造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学科体系和话语系统,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只有通过充分建构比较视域、科学总结实践经验和自觉接续中华文化之慧命,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才能在实践基础上,真正概括和提炼出思接古今、融通中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足以体现时代特征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无限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能够为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社会深刻而伟大的变动、为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理论阐释、学术建构与实践指导。     

路径依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过程中初始路径选择非常重要 ,路径依赖性对达成理论目标既有积极作用 ,也有消极作用。如何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初始路径选择的关键 ,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是解读人的生存状况的正确路径     

试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路径和意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也就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产出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清醒意识到其基本路径,即认清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抓住其主题,运用具体方法,实现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四个基础

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四个重要的基础,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制度假设作为理论出发点以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借鉴,这是理论基础;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经济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践的再认识是现实基础;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是体系基础。     

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当前西方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而它在引入了路径依赖这一理论以后则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新经济学分析框架是替代路径依赖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最佳选择,它对于整个经济学新演化范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与实践推动作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世界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改革变化是其与时俱进的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性、开放性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其与时俱进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必须坚持创新性、与实践相统一和公共认同的原则,适当扩展研究范围,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着重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和创新性理论引入学科体系中,使其获得稳定的科学形式,从而实现对传统的理论体系的超越。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新一轮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经济周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拉长、衰退期缩短;二是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三是各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其复苏期是漫长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2010年投资率将下降、出口难增长、消费应继续上升。新一轮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产能过剩、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实验经济学研究(专题讨论)

[提要]马涛、李绍东认为,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但人的行为是复杂的,实验的结果同参与人的文化程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需要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才可能更趋合理;而这正是实验经济学方法论面临的难题。郭建斌认为,尽管现在就判断实验经济学能否如边际主义那样在经济学各领域引发革命还为时尚早,但它对经济学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周星则指出,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等动态性问题的研究,要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说明。     

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以“器”、“惑”两范畴为例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从言道方式看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重温亚当·斯密: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本文主要通过重温亚当·斯密的学说,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四点思考:首先,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伦理的经济学;其次,中国经济学应该是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再次,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具有想象力的思维科学,唯有这样,中国经济学才能摆脱落后的、始终追随西方经济学而很少有自己学说创新的贫乏、滞后状态,才能在不远的将来产生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这是现实和时代的迫切要求;最后,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