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文本意味的衍变及其意义——以《聊斋志异·鸲鹆》为中心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同一文本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味.《聊斋志异·鸲鹆》是一个范例,从各种理解和评价的背后,可以发现文艺接受的心态及文化差异.中国古代的评点家在评点这部作品时,注重道德评判;结构主义则强调形式分析,从文本中抽取出叙事模式;文化学者侧重的是文本的文化内涵,探究宏大的文化与文明问题.同一篇小说,因接受者的中国/西方、古典/现代的差异,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面貌,这为理解各种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提供了启示.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20世纪初期中日贸易下手工棉纺织业之境遇——以江浙沪为中心

20世纪初以来日本棉制品输华贸易活跃,给本土手工棉纺织业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技术的示范和刺激作用。手工棉纺织业遭遇到巨大困境,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困境和机遇的双重变奏中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其发展演变的原动力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与传统产业自身所具有的逻辑性合力作用。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     

民初中日新闻界的交流与对抗——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为中心

民国初年,中日新闻界交流由零散发展到有组织进行,互动方式显著改变,双方联合举办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有力提升职业交往的层次与内涵.在中日记者大会上,日本新闻界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一味提倡“中日亲善”,为侵略行径辩护,最终引起中国记者的强烈不满.这说明,中日新闻界的交往互动,不是纯粹的职业行为,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国民外交色彩,反映两国关系的变化轨迹,并直接影响中日关系.     

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以陶渊明与西行法师为中心

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隐逸文学,陶渊明与西行法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西行法师被称为日本隐逸文学的第一人。陶渊明与西行法师都在隐逸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隐逸动机、所创作的诗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生活于乱世,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从隐逸动机上来看,陶渊明及中国的隐逸者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西行法师及日本的隐逸者则更多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     

语篇衔接理论下的政治文本翻译——以《美国丘奇委员会报告》为例

衔接是语篇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篇章通过各种衔接手段把句子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衔接是语篇衔接理论应用于翻译的有效手段.不同文本的衔接模式也会存在差异.以政治文本《美国丘奇委员会报告》翻译为例,试图对政治文本的翻译找到合适的翻译策略.     

中日“异类婚”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以兽妻型为中心

“异类婚”故事广泛存在于中日两国的民间故事之中,是人类和异类交流的形式之一。其中兽妻型故事是指人类男性与动物女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中寄寓着某种血缘关系,同时暗示着人类原始的认知方式。通过对异类婚故事的比较,分析不同民族在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上的共通和不同,以及故事的传播对民族的心理影响,从而探究中日两国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民族...     

中日两国东渐西教应对的比较考察——以早期耶稣会东来布教为中心

尽管早期赴远东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采取了灵活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但由于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是导致其在远东的传教事业相继遭到失败。通过对康熙与丰臣秀吉禁教的个案分析,可以认为东来耶稣会的失败在中国主要是为中国文化所败,而在日本更大程度上是为日本统治者的个人权利所败。     

转型经济下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绩效影响的研究——以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例

本文以电力、煤气水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呈负向影响;国有非控股(国有股小于30%)公司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国有控股(国有股大于等于30%)公司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具有负影响。从政治关联的来源看,董事长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效应。     

西方国家的外交、武力冲击与中日两国的回应——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中心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方国家以外交、武力手段对中日认同的传统世界秩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冲击。中日对此分别做出了回应:清朝中央政府固守朝贡体制,广东地方政府作了初步变通,而日本幕府则摇摆不定;中国知识阶层开始重新关注西方世界,但日本知识阶层认识西方世界的著作更多、水平更高,并抨击幕府的锁国政策。中日对西方的不同态度影响了此后两国历史的发展,并预示了19世纪中叶两国开国之后将走上不同的道路。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探索与实践——以拉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为中心

拉萨市确定了党建统市、环境立市、文化兴市、产业强市、民生安市、依法治市六大战略,并探索实践以法治为原则、共治为基础、共享为目标的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各民族全方位平等;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畅通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畅通渠道;狠抓教育,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培养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创新治理,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综合治理服务水平,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过程;坚持依法治藏,以立法使民族团结成为全市各族人民的法定责任,将民族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     

论中日诗坛上的"新格调派"——以沈德潜与皆川淇园为中心

本文对中国清中叶与日本宝历至文化时期诗坛的"新格调派"浓德潜与皆川淇园的诗论作了比照,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