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群体的类型及治理政策选择

在对相对贫困内涵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以及中国一些发达省份相对贫困治理经验研究,提出中国2020年后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划定思路。基于相对贫困的多维特性和具体致贫原因,识别出相对贫困群体的四种主要类型：脱贫不稳定群体、临界贫困群体、流动型相对贫困群体及特殊困难群体,进而从以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为主要抓手、以优化帮扶手段和方式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完善农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为突破点、以完善专项救助制度为核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城市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多元化治理的视角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减贫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虽然在政策层面社会参与是减贫策略之一,但在操作层面,社会参与往往停留于动员热心人士捐款捐物,而未看到它的真正力量源于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减贫创新.基于广州市W慈善会的个案研究,探究多元化贫困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政策含义.提出应当把一颗颗孤立的爱心和一项项零散的行动汇聚成组织化的公...     

城市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多元化治理的视角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减贫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虽然在政策层面“社会参与”是减贫策略之一，但在操作层面，“社会参与”往往停留于动员热心人士捐款捐物，而未看到它的真正力量源于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减贫创新。基于广州市W慈善会的个案研究，探究多元化贫困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政策含义。提出应当把一颗颗孤立的爱心和一项项零散的行动汇聚成组织化的公民参与力量，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深化官民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NPO和社会资源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相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等方面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形成根源、破解途径和目标指向.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梳理我国扶贫历程的阶段特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发挥制度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多维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共同富裕进程中我国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需要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老年人口作为社会中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相对贫困问题有着更为突出的特点。老年相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差异性、多维性和长期性。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与未富先老并存发展、老年多维相对贫困识别存在困难、老年相对贫困脆弱性较高、老年相对贫困区域发展不平衡、老年相对贫困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多重挑战。因此,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建立健全社会财富储备机制、贫困识别机制、综合治理机制、政策衔接机制等等。     

建党百年农村贫困治理的嬗变逻辑与启示

建党百年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经历了战争时期的"均分式"贫困治理、建国后的"合作式"扶贫救济、改革开放后的"普及式"扶贫开发及新时期的"靶向式"精准扶贫四个发展阶段,蕴含着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的嬗变逻辑.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情感治理方式,以高质量发展寻求获得感;完善情感评价体系,建立提升获得感的长效机制;啮合民众内生动力与外部助推力量.当前,要积极构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具有主动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后扶贫攻坚时代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其治理

近几年,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风险性。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五种类型：网络技术风险;业务管理风险;货币政策风险;法律法规风险;各种犯罪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五个特点：并存性;多样性;虚拟性;超越性;速发性。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应遵循的原则：支持鼓励与规范管理相结合;行业行政监管与企业市场自律相结合;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相结合;保护用户利益与保护企业利益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相结合。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对策建议：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体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堵塞技术漏洞,降低技术风险;加强行业企业的市场自律,自觉防范风险;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完善法律法规,防范法律风险;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自动驾驶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交通领域的突破性成就,目前面临比传统驾驶更多的安全风险挑战,除交通出行安全风险外,还呈现出侵犯公民隐私、技术性失业、危害公共安全、跨境数据安全风险和国家机密泄露等风险样态。作为一种社会技术系统,自动驾驶的安全风险源自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各要素的互动耦合,并在社会放大机制的作用下产生叠加,被公众感知。应从伦理、技术、制度和公民四个维度,协同推进自动驾驶的安全风险治理。     

论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政治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身心健康风险.引致新业态领域社会风险的成因在于:一是法律法规供给不充分,职能部门执法权受疑;二是犯罪证据取证难度高,涉案资产处置效率低;三是监管主体责任欠清晰,部门协同监管不到位;四是市场主体缺乏自律性,社会责任意识较淡薄.要有效治理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就必须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建设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一是要完善新业态法律法规,推进新业态风险法治;二是要创新追赃挽损方法,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三是要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四是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加大违法打击力度;五是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打造多元共治格局.     

中国老年人收入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收入贫困的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规模巨大,贫困状况令人担忧.全国低于国内低保线的老年人口为5576万,相对贫困老年人口为7698万-8959万.并且,中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呈现“三高三低”的结构特点,即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高龄高于低龄.贫困发生率随着老年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独居老年人和农村空巢老年人更是收入贫困的高发群体,需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并综合治理.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数智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就业风险及治理路径

数智时代，劳动力市场出现新特征：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劳动力工作流动性增强、工作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以学历为标识的人力资本投资竞争更为激烈、劳动力市场脆弱性加剧。就业风险呈现新变化：人们面临着技术性失业、群体性失业、规模性失业、长期性失业等就业数量风险，以及劳资关系失衡导致的工作贫困、长时间工作、就业歧视等就业质量风险，这些就业风险在范围、规模、种类、程度及发生频率上并未缩小而是扩大。这意味着，社会进步虽使人们抵御就业风险的能力增强，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甚至降低就业风险，应通过思维转向、多维治理、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治理就业风险，提高风险治理韧性，进而稳存量提质量，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的目标。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城市贫困？

对当前城市贫困的认识问题,主要是指对于城市贫困属性的理解问题。如何认识城市贫困的属性,直接影响到扶贫政策的选择。目前关于城市贫困的认识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于强调贫困的绝对性,而对贫困的相对性重视不够;二是过于强调贫困的过渡性,而对贫困的持续性认识不足。     

重大公共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风险沟通机制的构建--基于北京市水价调整政策的案例分析

针对重大公共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下简称“稳评”）中利益相关方之间风险沟通不足的问题,引入IRGC的风险治理理念,建立重大公共政策稳评中风险沟通机制的分析框架,将风险沟通作为稳评工作的核心环节并贯穿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为了验证该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选取北京市水价调整政策为典型案例,对稳评过程中风险沟通机制的现实运作进行深入剖析和经验总结,并从注重评估工作与风险沟通的全程性、加强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对话、充分发挥媒体作用等方面,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完善重大公共政策稳评机制展开探讨。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构——基于杭州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实践

杭州要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城市范例,必须正确认识和治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贫困问题。但是,杭州在运行层面上还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制度政策不完善或者效率缺失;对相对贫困的认知不足,现有帮扶方式的范围和水平有限,没有真正解决多维贫困;贫困管理在整体性、层级联动和智慧治理等方面创新力度还不够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全方位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体系和机制：完善顶层制度机制设计,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工作保障体系和机制,理顺和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关系,以打造科学领导的宏观长效机制,形成政府层面统筹和引领效应;把握贫困的多维性,健全和完善以基本权利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力建设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建立相对贫困治理专门机构、专业工作人员队伍和大数据信息库平台,以打造相对贫困治理专业团队和平台。唯有全方位统筹和联动,相对贫困才能有效解决,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

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