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期女性社交媒体中的赋权实践及身份形塑

孕期是女性预备承接母职的重要阶段,孕期女性一方面受到传统母职观念和医疗要求带来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在社交媒体中通过孕期展演和情绪宣泄打破沉默。孕期女性通过媒介平台女性用户间的互动支持迸发情感能量,进而促进母性意识的觉醒,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通过增加女性主义议题等方式强化了群体价值规范和母性认同。研究认为孕期女性个体在社交媒体连接与聚合中完成了赋权实践,并运用符号叙事建构出一个“宏大”的母性形象,以此在博弈中得到更多家庭话语权等个人权利,从而影响和改变父权制下家庭固有结构和权力格局。     

女性育儿博主的平台实践与身份认同

女性育儿博主是自媒体从业者中较为特殊的网络群体之一。作为母亲,她们是家庭中的成员,受到家庭情境的影响;作为博主,她们又从属于社交平台、社会更大的结构层面,也要经受网民的凝视。正是个人、家庭、平台行动者等多重影响力量,使得女性育儿博主的身份不断趋于复杂。通过对9位女性育儿博主的深度访谈,发现女性育儿博主的从业动因,主要是母职实践与职业转变的勾连,以及公共平台与私人领域的联动;女性育儿博主的内容呈现,主要围绕提供情绪价值、输出功能价值、形成网络社群;女性育儿博主还经历着身份焦虑和结构压力。女性育儿博主呈现母职的转化和异化,推动着自媒体平台上的性别话语表达,还推动了女性公共话语表达的发展和进步。     

精神负载:母职实践过程中的性别关系再生产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精神家务劳动尤其是精神负载问题却鲜有人探究。通过分析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精神负载现象,探讨母职实践中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再生产。女性社会化过程中母职形象的最初建构,以及婚育后一系列的母职实践是造成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精神负载的重要原因。母职的实践过程无形中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操心者"角色,并促成了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鸿沟"与"鄙视链":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基于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针对日益凸显的中产群体子女的教育问题,使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教育支出、课外补习参与和志愿者活动参与4个方面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两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在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都同样存在着差距,且"教育鸿沟"与"教育鄙视链"并存.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家庭的子女教育投入水平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渐变的等级分化序列".     

社交微商与劳动赋权:基于农村青年妈妈的质化研究

由于农村在地域和政治空间上的特殊意义,兼具时空特征的"农村青年"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家庭关系变革、社会语境变迁的一个缩微群体。伴随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女性群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普及,因结婚生育而在农村选择非正式就业的年轻妈妈群体,选择以社交微商的形式参与劳动就业,增加家庭收入。通过网络民族志、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试图探索一个研究该群体的理论框架:由于这个群体同时具备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80后、90后,农村女性,母亲角色等多重特点,通过其使用社交媒体参与劳动的实践过程,建立起一个以个体劳动为中心的家庭场域、虚拟社交场域、社会现实场域的三重场域,这背后涉及的赋权机制与认同机制研究,或将成为洞察新时期青年农民群体信息交往、社会资本、经济实践的一个切口。     

单亲母亲的处境与需要

在中国,单亲母亲家庭逐渐增多,成为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人口和社会现象之一.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单亲母亲家庭的处境令人担忧.经济的贫困化、社会形象的负面化以及观念的陈旧化严重妨碍了单亲母亲自我适应与发展.她们是需要社会帮助的群体.     

白领、中产与消费——当代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与生活状况

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和中产阶层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基于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由白领为主体构成的中产阶层约占1/4城镇人口,城镇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因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虽然白领群体的生活机会有所分化,但是"白领社会"这个新阶段对于人们的生活福利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都有重要启示.数据显示:一方面,中产家庭的生活质量更高,对于文化娱乐和耐用品消费的欲望也较高,消费升级的趋势最先出现在中产阶层,逐渐向中低阶层扩散;另一方面,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消费和福利.政策建议强调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扩大中产阶层群体,加强"中高端"消费市场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以及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消费.     

转换视角 赋权自我——21世纪知识女性职业发展的多元化路径探寻

职业既是谋生的手段和身份的象征,也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和自由发展的天地。但就女性而言,职业与事业的错位、工作与家庭的矛盾、观念与行为的冲突,以及传统性别角色的定位和性别分工模式的定型,使女性在职业选择中困难重重。因此,转换视角、赋权自我,努力开创21世纪知识女性职业发展的多元化路径,是妇女理论研究和妇女发展实践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     

以自我改变为特征的妇女赋权项目的路径探索——基于国际计划与《农家女》杂志社“妇女赋权”项目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西部边远地区的女性不仅深受地域、资源的限制,更深受不平等的性别发展框架制约.随着国家扶贫计划和各项措施的深入,这一群体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除此之外,在我国还有一股坚实的力量--国内外的一些非营利组织正致力于这一现状的改善.他们以妇女赋权的项目为依托,试图以平等赋权的视角、通过有效的活动形式改善这些地区妇女的弱势境遇,从而提升她们的性别意识、自我意识,进而达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的目标.研究发现,这种以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赋权项目对这些贫困女性的性别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金色笔记》中的女性异化

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父权制度,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必然产物,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被异化成三种身份:性伴侣、母亲和妻子。《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的第二部小说,主要记录了女主人公安娜的生活经验,揭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分裂。安娜的精神混乱状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异化的最终结果,这种异化具体体现在性体验、母职和精神智力三个层面,对这三个层面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探索女性的最终解放途径。     

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

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本文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母亲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既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家庭利他价值观的驱动。相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但在子女教育中比较优势明显,从而使女性更适合承担陪读责任;相对于女性祖辈而言,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陪读有助于增进陪读家庭总体效用而较少增进陪读母亲个人效用,但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其在价值理性下做出的自愿陪读选择,使陪读母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反思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母亲神话”的解构——论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书写

针对目前学界对萧红有关母亲形象书写的研究仅停留在萧红对母亲的直面丑化层面上,并将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丑化描写与其童年母爱的缺失联系起来,缺乏全面性与深刻性了解的现状,认为萧红主要从母亲形象的越轨性书写,女性的悲剧意识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3个方面,共同完成了对＂母亲神话＂的解构,具体表现为对母亲形象的直面丑化、对儿童形象不同常规的塑造和对女性生育的颠覆性书写。通过对母亲形象的消解,反映出萧红自身女性意识的自审性和反思性,它最终实现了萧红独立、自主、坚毅人格的自我重建。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以“留守妇女共富学堂”项目为分析对象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群体之一，广大妇女不仅分享发展成果，也扮演着重要的建设者角色。基于“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通过对“留守妇女共富学堂”妇女发展项目的深度发掘，研究发现，整体性赋权强调以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为中心，将个体放置于社会生态环境中，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发展，关注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来增强行动能力、培育自组织以强化伙伴互惠关系，并创建外部发展环境形塑赋权格局，明确赋权对象、赋权目标与赋权过程间的对应关系，实现助人互助的赋权目标。在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过程中，通过赋权改变群体权能弱化、地位边缘化与心态惰性的局面，探索创新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五四以来女性叙述声音的嬗变

美国后现代叙事理论家苏珊·S.兰瑟在对西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私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考察中国五四时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文本,发现这三种叙述声音的特征对它们同样适用.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女性的叙述声音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的隐匿(他者赋权)、自觉的显现(自我赋权)到与人物的声音交融(相互赋权)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逐步成熟.     

女性就业收入与家庭权利: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据

女性就业赋能有助于减缓女性权利贫困、提高扶贫资源利用效率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基于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和非经济贡献,构建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无差异曲线及其家庭贡献的可能性边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女性收入增长对其家庭地位提升的影响机理;随后利用欠发达地区女性就业的微观数据,在“家庭”框架内以“女性是否有收入”为依据构建处理组和对照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了女性收入对其家庭决策权的影响。研究表明：女性收入改善具有显著的“增权效应”,能使女性的家庭总体决策权、家庭日常决策权和家庭重大决策权分别提高0.308、0.152和0.156个单位。最后,探讨了基于“女性赋权”的新时期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思路。     

电影《孤味》:东方家庭的情感伦理反思

电影《孤味》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揭示中西伦理观念碰撞与融合。电影从式微父权入手,塑造父位缺席下的家庭女性群像,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体谅和解,展示了中西伦理对话与和谐共融的可能。在角色塑造上,影片弱化了男性角色,以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强调女性主体地位的回归,为女性演绎自我创造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空间。在中西家庭文化不断相互浸润的当下,展现传统“家文化”在现代的传承与重新诠释。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这些职业最有缘

在美国,中产阶级,也叫中产阶层,是“大众”的代名词,这一群体占总人口的80％。他们年薪在2.5万至10万美元。而按中国社会学家的看法,中国这一标准是1-5万美元。目前在国内要过上“中产阶层”生活,需要家庭中夫妻双方月收入达1万元,中等的中产者家庭月收入为2万元,高级的中产者家庭是4万元左右。什么样的职业能使你快速地步入中产阶层?下面这些职业最有缘。     

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赋权与乡村振兴主体角色协商

以18位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和整体性赋权的解释框架,分析其乡村振兴主体建构中的赋权策略与赋权逻辑,并从主体建构、主体作用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青年返乡创业的赋权具有多层次性和整体性特征,具体包括个体赋权、组织赋权和制度赋权三种策略。其整体性赋权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发展,通过个体赋权激发返乡创业能力实现主体权能重建;通过组织赋权实现自助与互助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通过制度赋权搭建支持网络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遵循整体赋权逻辑,返乡创业青年可以实现其乡村振兴行动从个体主体到群体主体的身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