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后脱贫时代可持续性帮扶措施研究——基于贵州省凤冈县大屋村的帮扶实践分析

2020年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结对帮扶背景下,挂帮单位资源下沉,囿于政府自利性以及受限于农户小农性,易导致政府政绩观导向有偏差,同时上级资源嵌入乡土和乡域过程时往往出现发展产业只兴不盛,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帮扶措施。本文以贵州省凤冈县大屋村的帮扶实践为研究视角,分析后脱贫时代结对帮扶背景中挂帮单位如何有效精准发力,从实际出发制定并执行可持续性帮扶措施,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大学生创业意愿调查研究——以广东海洋大学为例

以广东海洋大学本科在校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创业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意愿高,且男性高于女性;而不同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或学生干部的创业意愿无显著差异;创业意愿与自评创业能力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创业项目专业性较强但起点较低。     

共同富裕背景下经济强省脱贫地区常态化帮扶的财政政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江苏经济实力整体较强,但区域差距依然存在,苏北脱贫地区已经成为江苏协调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明显短板。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近年来,江苏通过各项财政帮扶政策支持苏北脱贫地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发展目标不明确、财政资金投入保障机制不完善、“造血”能力不足、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对此,建议明确苏北脱贫地区发展目标、完善财政资金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造血”能力、提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绩效。     

贫困女大学生与家庭脱贫问题研究——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

通过阐述贫困女大学生与家庭脱贫问题的凸显及研究意义,分析高校贫困女大学生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从社会、学校、家庭及个人4个方面进行归因,对照高校助困现状,寻找解决高校贫困女大学生和家庭脱贫问题的对策。     

大学生“村官”帮扶制度研究——以苏北地区为例

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干事创业、锻炼成才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帮扶制度的有效支持。本文立足于苏北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实地调研,对大学生村官帮扶制度的主要形式、表现特征,以及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我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整体建设有所帮助。     

后疫情时代高职院校困难生就业精准帮扶研究

本文旨在分析高职院校困难生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就业形势,聚焦高职院校困难生就业的痛点和难点,针对以往精准帮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资助育人”与“就业帮扶”相结合,借助信息化工具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分类、精准指导,进一步优化高职院校困难生精准就业的帮扶路径。     

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 村1 518 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     

后脱贫时代内源式贫困治理体系的建构——以家庭本位为视野

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当前家庭精神韧性的异化、家庭组织韧性的式微、家庭生计韧性的不确定性,脱贫户可持续脱贫韧性不足。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家庭价值信念体系、弹性组织体系、积极沟通体系的重塑,依托积极家庭的角色定位来提升脱贫家庭的韧性。在政府政策保障层面,需要在内源式治理的理念下,通过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常规化治理体系、加强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协同治理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家庭的可持续脱贫能力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体系从国家本位向家庭本位的回归,由此实现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型。     

后脱贫时代“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以凉山彝区为例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实施“一村一幼”项目后,学前教育快速发展,学前教育师资“下得去”的问题基本解决,但师资的稳定性仍面临较大挑战。教师职业生存状态关系到教师能否“留得住、教得安”。“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面临：职业热情与现实生活博弈;身份不明,前途迷茫;工资待遇低,缺乏保障;环境条件艰苦的困境。凉山彝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需要从制度立场、待遇立场、专业立场和文化立场中定位和设计改进思路,通过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聘期责任与权益;制定符合实际的编制、薪酬社保政策;提供培训机会与资助;发挥彝族传统家支教育作用等途径形成健康长效的教育脱贫机制。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运行机制研究——以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社会实践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实践育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会议中强调实践出真知,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增长本领.高校应做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完善实践育人顶层设计,丰富社会实践活动的内涵和形式,扩大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力,凸显实践育人的成效,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产业帮扶类型与成效——以鄂西南少数民族自治州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

产业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本文借用社会结构与激励约束相容理论,分析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村政府主导、公司主导、中农主导三种产业帮扶类型的运作过程、产业效果与发展困境。从实践来看,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取得部分激励相容,但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代理困境与发展短板。其中,政府主导型具有普惠性强、资源充沛等优势,但易陷入行政约束短缺与政策激励失效之困境;公司主导型具有产业发展灵活、高效等优势,但易因经济逐利性引发剩余索取权之困境;中农主导型内嵌于村庄自然环境与文化基础,具有较强的内生动力与长远的发展空间,但存在市场激励不足、政策资源过少、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困境。实现多元产业帮扶模式的协调发展,还须以推动约束机制向激励机制转化为抓手,持续克减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作用,激发政策支持、市场效率等因素的激励效用,促使三种产业帮扶模式在主体博弈中实现激励相容,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帮扶在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创业带动就业成为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问卷调查,运用SPSS15.0软件,对影响创业意愿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知识技能、性格、创业环境、性别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显著变量,根据结果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对策建议。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政府职责的再界定及农民自主性的激发,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场域政府主体性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国家义务的话语,导致了政府政治主体性的凸显与行政主体性的弱化,由此引发了农民权利的道德化及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后脱贫时代,需要加快均衡性的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政府政治主体性与行政主体性及农民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均衡。在具体路径上,可以从加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及标准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及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的均衡性转型。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高;流出地越穷的地方,留城意愿越高;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越倾向于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