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养成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必须要有具备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公民。大学生作为公民中最活跃的群体,关系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能否依法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学生社会责任认知,通过培育法治文化、公正司法的现实回归并强调大学生社会参与的实践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从而也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研究

享有社会救助是农民工的一项权利。国家和社会正在共同解决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要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必须走法治之路,进一步增强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责任和能力,继续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的作用。农民工在得到社会救助之前和之后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研究

享有社会救助是农民工的一项权利。国家和社会正在共同解决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要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必须走法治之路,进一步增强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责任和能力,继续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的作用。农民工在得到社会救助之前和之后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孟德斯鸠的社会法治学说及其意义

本文从学理的角度 ,探析和阐发了孟德斯鸠关于“法的内涵”、“法的精神”、“三权分立”等六个核心问题 ,提出并加深了问题本身的现实性和深刻性 ,对当前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颇多建设性的启示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论预防和化解广州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

广州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面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维稳压力。传统维稳方式从治安和舆论两方面入手,实施"抓、压、堵截、监控"等刚性维稳做法,社会效果欠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本文通过分析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社会矛盾的现状和原因,提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以期为建设幸福广州提供对策。     

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

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法家相信,法律的有效性仅仅在于能够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信任,有了社会信任就足够了,其他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法家的法治并不成功,尽管法家看到了人性的某些方向,但也忽视了人性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自相矛盾。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的行为,是把人看成了可训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公民意识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

公民意识与法治社会是一对相辅相成关系,公民意识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发展,法治社会的成熟程度有利于提升公民意识的水平。但是现实社会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特色发展状况中,公民意识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当下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公民意识没有得到充分的健康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法治社会的发展。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论法治社会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有的学者认为法治社会与司法自由裁量权有相互冲突的一面 ,并以严格法治主义的名义试图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本文论述了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法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必要性 ,探讨了在维护法制权威的前提下 ,如何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存在并能够最公正地行使 ,依法制约其随意性 ,使其为健全法制、完善法治社会而服务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西部地区社会稳定的法治路径探索

出于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的需要,维护稳定已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头等大事。然而,社会稳定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还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局面、外部环境的稳定,甚至包括普通民众的心理稳定。因此,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不在于消除社会中的所有问题,而在于以民主、法治的方式对社会矛盾进行调试,将其控制在秩序的"良性"范围之内。法治作为民主社会政府治理的主要手段,理应成为西部地区维护社会稳定的破题之道。     

智慧社会的治理难题及其消解

智慧社会的到来,不仅带给人们生活上的福利与进步,同时,也带来了高风险社会,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制挑战、算法决策过程的突出难题、基层执法司法智能化的难度与风险等,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因此,亟需确立智慧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按照双重空间的生产生活方式、智慧社会的生活逻辑,推动现代性法律体系向智慧性法律体系的转型升级,进而探索智慧治理的新机制、新策略,塑造智慧社会的新型基层治理秩序。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中产阶级:法治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支撑

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通过其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理性诉求以及与集权和专制的对抗,成为法治社会的阶级结构性基础;中产阶级的多元财产诉求,通过对财富的占有、对技术的支配、对消费的拉动成为法治社会的经济均衡性支撑;中产阶级把追求平等和消除不自由作为政治目标,把自由贸易、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尊重规则和契约作为经济追求,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的理性精神,构成法治社会的思想主流性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