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纯女户的双系反哺实践困境与家庭养老危机

通过对湖北桃花村纯女户家庭养老的实证调查,探讨了女性的双系反哺实践和纯女户的家庭养老危机。研究发现,夫系老人依靠制度优势和自身的主动付出获得了更多的子代赡养资源。而妻系老人之所以会陷入贫困状态,子代资源供给不足、代际互动不足以及制度支持不足是三个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应倡导夫妻共同承担双系赡养责任,鼓励妻系老人主动维系代际亲密关系,重塑新时代双系婚姻制度,以双系家庭回应双系反哺。     

农村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

女儿参与赡养娘家父母已经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通过对强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性质的变迁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家庭的变迁路径是一个宗教性弱化、社会性弱化和生产性改变的过程,这导致家庭逐渐朝向单纯的生活单位转变。家庭性质变迁在形成儿子养老危机的同时,也释放了女儿的养老潜力,从而形成了女儿参与养老过程的新现象。同时,在激烈的变迁中农村家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韧性,这构成了对传统儿子养老模式的结构性支撑,并给予了行为主体实践能力发挥作用的博弈空间。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儿子和女儿的实践能力对比和行为取向共同发挥作用,一起塑造了当下“共同赡养、儿女分工”的新型家庭养老秩序。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当前我国农村女儿养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逻辑——基于社会性别视角

当前我国农村面临严峻的养老形势,家庭养老中对儿子养老的预期有所下降,相对而言,女儿养老在实践中的工具性意义不断提升,日益成为实现老人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满足老人需求的重要渠道。但传统的嫁娶式婚姻形态和从夫居婚居模式降低了女儿养老的可能性,村规民约对女儿养老也产生重要的反推作用。给予女儿养老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还需要在观念变革和村规民约的修订方面作出努力。     

家庭结构对女儿养老行为的影响

在总结现有文献基础上,利用CGSS 2010,运用Logistic回归和OLS分析方法,考察家庭结构对女儿赡养父母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女儿赡养父母行为受到家庭结构中居住模式、家庭资源和代际支持的影响。其中,居住模式方面,家庭共同生活的人数越多,女儿给予父母的赡养支出越少,且越主张父母的养老责任主要由社会承担。家庭资源方面,配偶工作状况、兄弟姐妹数量和子女数量均与女儿对父母的赡养态度呈显著正相关;同时,女儿对父母的赡养支出受到家庭总收入、配偶工作状况和兄弟姐妹数量的正向影响。代际支持方面,家人间给予的生活帮助对于女儿对父母的赡养态度和赡养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减轻赡养压力;(2)大力弘扬孝道文化,转变传统养老观念;(3)提高女性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强女性赡养父母的能力。     

现行婚姻模式下农村女性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困境

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养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农村女性老年人而言,受到现行婚姻模式的影响,家庭养老陷入了困境。本文主要从婚姻模式变迁的角度入手,探讨使农村老年妇女家庭养老陷入困境的因素。     

农村养老性别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寻乌、宜宾、广水、温州农村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村是否存在养老性别偏好以及影响养老性别偏好的因素。养老性别偏好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村人的养老性别偏好呈现差异性,各个地区对于在女儿家里养老的接受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对农村人有深远影响,绝大多数农村人仍然具有较强的养老性别偏好,更愿意在儿子家里养老。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和家庭年收入对于能否接受在女儿家养老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已婚、子女越多、家庭年收入越多的人越不能接受在女儿家养老,表现出更强烈的养老性别偏好。性别、学历和家庭年收入对于更愿意在儿子还是女儿家养老有显著影响。男性、学历越低、家庭年收入越多的人更愿意在儿子家养老,表现出更强烈的养老性别偏好。家庭年收入对于能否接受在女儿家养老和更愿意在儿子家还是女儿家养老都具有正向的影响,这表明了家庭资源对于养老性别偏好的重要作用。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2003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的影响.发现,子女外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但是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提高.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使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外出儿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促使子女生活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而外出使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     

从厚嫁风看婚姻商品化对宋代妇女地位的影响

宋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盛行厚嫁之风,无论是皇家宗室还是各级官吏、新科进士,都拜倒在丰厚奁产之下,门第、权势、仕途等在婚姻这个中介下,都可以成为交换的标的。婚姻商品化的直接受益者是女性,使其在娘家有了更多的财产继承权,在婆家享有了更多的家庭参与权甚至管理权,这些权益还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一部分女性不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在婚姻后的家庭中具有较高的家庭地位,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被家庭成员所尊重,这成为宋代社会的一个特别现象。     

人口 “空心化”与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研究

人口“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最大约束条件,全方位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工作方式、社区文化和经济。城乡空间居住距离动摇家庭代际互助基础,即使“隔代照顾式”随迁和“女儿养老”的家庭功能自适应调整亦难以扭转变局。政府同时扮演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后者容易陷入“主导”幻觉和制度创新“盲点”。基层治理组织受人口流失影响,其管理能力与村民所期待的养老服务角色间存在差异。志愿部门出现“非典型性失灵”,发展动力不足。政府成为其参与农村养老服务最大的推动者,但因得不到所嵌入制度环境以及社区网络的支持而出现效用递减。因此,突破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需要政府由“主导”角色转向合作“平台”角色,通过知识转移机制、合作纠偏机制和非货币奖惩机制构建社会合作网络。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聚类研究

在自行编制“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1011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测量,运用聚类统计方法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共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的经济融合、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四个维度的不同因子呈现差异显著的五种类别,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社会融合呈现多样性,因此提出从多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区融合水平。     

苏州农村养老机制的转换与重构

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深化,苏州农村养老模式出现了由家庭为主向家庭与社会并重方向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社区养老的作用得到增强,一种带有区域特征的农村养老机制正在形成。目前这种养老机制还不够成熟和稳定,需要通过制度、政策等层面的改进和创新加以完善。     

宋代出嫁女财产权探析

出嫁女获取奁产陪嫁（嫁妆）是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中给女儿留下的间接参与娘家家产分配的方式和机会之一。本文以研究宋代出嫁女的财产权利为中心，探讨出嫁女在获得奁产陪嫁之外，以女儿身份对娘家在户绝、户绝有命继子和招婿入赘等情况下的财产的再次承分。     

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与权益缺失 ———对河北省X县两村的田野观察

文章对河北省x县两个农村社区中智障女性的婚姻生活案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农村智障女性婚姻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男性挤压的农村婚姻市场在为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创造条件的同时使女性面临着更多性侵害的风险;在家庭主导的婚姻建立中,智障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与配偶难以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情感需求被严重忽视。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并不意味着残疾人婚姻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相反,她们的婚姻受到了社会人口结构的深层影响和家庭的强力干预,婚姻获得的背后暗含着女性权益缺失的巨大隐患。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儿养老研究

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倒金字塔式"家庭养老结构风险重重,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现代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女儿养老因其现实可行性得到共鸣。然而传统从夫(父)居、男性继承制、女性经济依附、性别角色期待等社会性别伦理规范阻碍着女儿养老进程;实际生活中女儿养老又面临着婚居方式多样、通婚半径扩大、养老资源匮乏、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等现代因素的制约。提出通过家庭代际良性互动、女性社会地位逐步提升、养老文化多元发展、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保障等来促进女儿养老。女儿养老有助于扩大家庭养老的方式,提升家庭养老质量;并促进两性平等发展及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养老体系。     

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角色变化研究

长期以来,"反馈模式"下的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养老的主要模式,家庭养老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是养儿防老,儿子是家庭养老的主体,女儿在家庭养老中处于边缘的地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家庭养老出现了新变化、新趋势。在现代社会,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更多地扮起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角色,变化背后有制度、文化、社会环境的原因。女儿参与家庭养老保障了老年人的养老安全,完善了中国的养老体系,构建了和谐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性别观念。     

我国农村养老方式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化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形势日益严峻。研究我国农村养老方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建立符合农村实际需要的养老保障方式。研究表明我国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社区养老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式逐渐兴起;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各有优点,将来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相互结合的混合模式。     

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与亲子关系——基于南京市高淳县195户的调查

对南京市高淳县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家庭成为空巢的超过六成,主要原因是子女外出打工或就业。该群体大多数人觉得2个孩子对于养老来说更好,但靠子女养老的观念已大为减弱。这些家庭的代际经济互动开始由父母养育子女为主转向子女对父母反哺为主。近七成独生子女父母赞成与子女分开住,超过一半的人明确表示即使子女今后迁往城镇,他们也不会到子女家住,但同时他们并未显示出对社会养老保障的信任,这种窘境使这些曾为人口控制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人面临严峻的养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