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权人是否有权随意撤销合同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可以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作出。我国合同法第180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消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或道德义务性质的项目作出赠与表示的，事后不得随意撤销；赠与人如果不积极履行赠与承诺，受赠人可以起诉要求其支付赠与款项。     

“啃老”也是一道民生考题

1月20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开幕，就《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跟一审的草案相比，修改稿增加了对“啃老”现象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物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1月21日《扬子晚报》）     

亲权法律关系争议问题研究

亲权法律关系诸要素之争,源于亲权属性之争,认为亲权不是权利义务的结合,是父母的私权利。提出亲权权利主体只能是父母;义务主体分为特定和不特定义务人;客体不是子女的人身和财产,而是父母对后代的自然情感利益;未成年子女不是亲权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是受益人;内容是亲权得以依法表现的具体形式;认为抚养义务不是亲权内容,而是特定范围亲属间的财产性债权债务关系。     

赡养纠纷种种

近几年来,有些子女不仅不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而且还编造各种理由推卸责任,其表现如下:1.父母再婚可以不赡养。　田老太太中年丧夫,去年9月,她与邻村丧妻的江老汉结为夫妻后,其子女认为母亲找到归属以后,他们就不用再履行赡养义务了,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我国《婚姻法》第30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婚姻自由的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由此可见,父母再婚后,其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存在,成年子女对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仍然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而绝不能以父母…     

关于“冷漠”现象的思考

目前,社会上“冷漠”现象是十分普遍的。究其根源,既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原因。从心理学上分析,专家认为,这是由于“责任平摊”,也就是在遇到危机时,在场的人越多,每个人的责任感越低。大家都可能认为,自己不伸手援助,别人一定会挺身而出,最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在我国的法律中尚没有“见死不救”罪,比较接近的是“不作为”的罪名,但要构成“不作为”,要有个前提,即这些人具有一种义务。比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因此,消除冷漠感当务之急是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应该从制度上确保“见死有…     

我国继父母子女关系的亲属性质及法律地位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除继父或继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外，继父或继母虽未抚养教育过继子女，但继子女对继父或继母履行了赡养义务，其相互间也应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继父或继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后，在一定条件下应允许解除，以使继子女或继父母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试论赠与基础丧失规则在我国婚姻法中的设立——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为例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视为只对自己子女的赠与的规定存在着没有反映出姻亲关系的真实特性、不符合中国父母家产传承或对子女为赠与的习惯、忽视了赠与者对子女配偶将来履行赡养责任的预期等不足之处。为了避免法院在处理父母赠与房产纠纷中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不公平结果,应寻求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动态处理模式。而《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1款所规定的法律行为基础障碍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通过借鉴这一制度中的行为基础事后丧失规则,在我国婚姻法中设立赠与基础丧失规则即赠与行为发生后,由于当事人进行赠与的基础不再存在,此时如果不能合理期待做出无偿给予的一方愿意维持现有的财产关系,法律允许当事人在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对已生效的赠与行为进行调整或解除的规则,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在于这一规则的设立不仅符合我国婚姻法处理家庭关系的立法宗旨,而且也避免了法院在处理当事人未约定、法律也没有相应规范调整的房产赠与问题时的两难处境。在适用时,辅之以一定的限制,即对结婚时间达一定期限且因抚育子女、照料配偶方父母、协助对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不适用赠与基础丧失规则,但受赠人对婚姻破裂有重大过错的除外,以期达到司法解释所预期的均衡保护婚姻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的目的。     

养老保障视域下《民法典》赡养义务体系化之论

《民法典》使赡养义务体系化,但相关解释论的缺失影响了赡养义务功能的实现。为此,需要根植法律体系、立足社会现实,构建赡养义务体系解释论。以生存保障功能为起点,经由实践演进、理论沿革与条文修改,总则性赡养义务条款发展出全面性内涵。将赡养理解为全面性赡养,是《民法典》赡养义务实质体系化的基础。以合理性与可行性为考量,需要界分法律性赡养与道德性赡养,且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强制性赡养义务应被限制为物质性赡养。而在以被赡养人为中心的理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赡养义务虽属次生补位性质的义务,但其履行基准不宜与子女赡养义务有所区分。有关丧偶儿媳、女婿赡养义务的条款属于权利取得条款,具有激励性、倡导性作用,其伦理基础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的家庭性、道德性关系,因而其要件不宜限定为物质性要素,而应综合考虑物质性赡养、精神性赡养、照料、保护等要素。     

监护概念与性质辨析

监护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的监护制度采广义监护理念,它具体包括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父母以外的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对成年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三种类型。从性质上看,监护是法律赋予特定主体享有监护权利和承担监护义务的一种特殊职责,它兼具私法和公法双重色彩。实行监护职权（权利）与责任（义务）的统一与一致,有利于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有助于监护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     

赡养义务质疑

我国法律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并且这种义务几乎是无条件的。无论父母是否履行了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父母只有在有遗弃或虐待子女的犯罪时，才不能享受赡养的权利。这与我国既尊老又爱幼的家庭美德不相符合，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不符合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原则，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在父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抚养义务时，成年子女有权拒绝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康德至善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核心观点,即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而为何“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他并未清晰地阐明。对此,许多批评者不仅明确质疑“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而且质疑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的义理关联,可以发现,康德之所以将“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根本原因在于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潜在映射的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后者构成人的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基于此,康德认为,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基础,就能够且应当完成对纯粹意志的完整规定,而一旦至善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也就存在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项义务的特殊性在于,“促进至善”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义务的范导性作用,即通过“一个目的之整体的理念”,使所有道德性的义务能被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道德世界的创建。     

“父子相隐”与告亲的正义性问题

孔子说的“父子相隐”之“隐”系沉默不言之义，“直”指明辨是非，“直躬”指明辨是非、品行刚正，“直在其中”指有“明辨是非”的成分。告亲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道德缺陷，这涉及对亲属的伤害与家庭良心的匮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认为告父并非“虔敬”，这种不虔敬性来自告父行为的自身具有非正义属性。不做不利于自己亲属的举告而知情沉默，道德与法律当予之以谅解或宽容，从而不强制或鼓励以直接伤害亲属来实现社会正义及道德崇高。     

浅议常回家看看——道德入法的现实困境简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一种行为已经不能够用道德来约束，即已经触及到了道德的底线时，这种行为才需要通过法律来加以约束。使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常回家看看”作为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现已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满足了多少老人的心愿，也让多少人拍手叫好。但不乏有质疑者认为这有法律入侵道德的嫌疑，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本文着重介绍”常回家看看”有无必要性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常回家看看”道德入法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解决困境的几点微薄建议。     

离婚协议中赠与撤销权的限制及其裁判路径

赠与合同作为一种诺成合同、单务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权利义务不平衡的表象。赠与人撤销权的规则设计则为这种失衡提供了矫正的可能。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是夫妻双方通过协商来达到解除婚姻关系的目的,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达成的一种兼具身份性和财产性的特殊协议,并且该协议的内容与离婚当事人双方的子女成长利益密切相关,带有浓厚的身份性和道德性。司法实践中应严格区分离婚协议中赠与人撤销权的具体属性,限制合同法第186条规则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     

论离婚协议中不动产赠与的撤销

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其共有的不动产赠与未成年子女,但如果离婚后一方当事人反悔,则该赠与行为能否被撤销,受赠人是否有权要求赠与人继续履行赠与协议？由于合同法与婚姻法对于该问题规定不一致,导致审判实务中出现判决不一的情况,不仅影响司法的权威性,也使得该问题变得愈加迷惑。文章在充分论述离婚协议中不动产赠与行为的性质的基础上,认定在当前法律规定下,反悔一方虽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是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传统儒学的"诚""信":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兼由"诚""信"意蕴差异看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理路

儒学史上,儒学家对“诚”、“信”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诚”被认为具形而上意义;“信”,则更多地被注意到它的工具性价值。儒学史上被这样理解“诚”、“信”大体上可以归为法理学家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道德类型。按“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道德二分法来领会传统儒学中的“诚”和“信”,对我们思考当前诚信道德建设的理路不无启发:第一,“信”作为“义务的道德”提示以公共法规提供现代诚信道德的制度保证,第二,“诚”作为“愿望的道德”提示以私人信仰提供现代诚信道德的心理源泉。     

论代位继承与归扣

被代位人生前从被继承人处受有特种赠与的,其死亡后应由代位继承人负归扣之义务.代位继承人从被继承人处受有特种赠与时,应区分其接受赠与之时期,即:若代位继承人于被代位人死亡前受有被继承人之特种赠与,则其无须负归扣之义务;若代位继承人于被代位人死亡后继承开始前受有被继承人之特种赠与,则其应负归扣之义务     

继父母继子女间建立抚养关系的探讨

子女当其父母一方死亡,他方再行结婚;或因父母离婚后,一方或双方再行结婚时,与父(母)之新配偶便形成继子女和继父母关系.也就是说,继子女与继父母间的关系是随着父母死亡或离婚及一方或双方分别同第三者缔结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他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二款的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倘继子女未受继父或继母的抚养教育,他们     

论诚实信用与合同义务的道德化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则 ,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恪守诺言 ,诚实不欺。在合同领域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合同法是交易法 ,是调整当事人在市场经济交换中权利义务的法律。一方面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市场的秩序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 ,必须用道德的力量以道德觉悟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得以运用 ,促使合同义务走向道德化。由诚实信用原则而导出的诚实信用义务为法定的合同义务。附随义务、默示义务、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在性质上都属于诚实信用义务。     

契约法与组织法双重视角下股权赠与的效力认定

采用单一视角认定股权赠与效力,影响《民法典》与《公司法》的衔接适用,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有必要以契约法与组织法的双重视角研判股权赠与的效力。股权赠与合同中赠与合意的认定应加入公司治理利益的考量。股权赠与不适用优先购买权规则,其本身不会损害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股权赠与应采公司认可生效主义的股权变动模式,由公司对股权赠与进行合规审查,认可后即完成交付。对于滥用股权赠与规避优先购买权的行为,不发生赠与的法律效力。为防止股东利用股权赠与逃避出资义务,股权赠与完成后应由受赠人履行出资义务,由赠与人承担补充出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