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多中心治理机制的构建——以河长制为例

以水资源行政权力分级控制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河长制,是中国应对水资源治理政府单边控制、市场机制失灵、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的制度创新。然而,行政主导下的河长制也难以摆脱传统水治理的路径依赖。从长远看,应构建河长制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即界定多元治理主体、创建网式治理结构、优化政策工具、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并从培育合作理念、完善协同治理平台、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健全技术与宣教机制等途径进行机制整合,方可形成水资源社会共治的制度创新。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房产泡沫治理研究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对房产泡沫破灭严峻性以及政府房价治理困境的认识,是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前提。造成房产泡沫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人们对泡沫风险认知困难、政府施政的囚徒困境以及制度性缺失等,只有通过引导公众重新认识房产泡沫治理并促其参与政策制定和评估、理顺多元博弈主体间的关系以及完善各种房产泡沫治理机制等路径,才能更好地规避和控制房产泡沫风险。     

论我国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构建

《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并不能必然解决食品安全的一切问题。法律法规的建立及有效实施,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从机制上给予充分的保障。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借鉴美国食品安全公众参与机制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设立消费者委员会和加强食品安全教育等对策。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参与的困境分析

公众参与是社会良治的基础,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众参与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必要环节,直接影响着评估质量。通过研究表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参与存在以下困境:公众参与缺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的刚性规定、社会公众与政府官员对公众参与的内在性需求低、社会组织与第三方评估组织参与评估的权力有限、公众参与渠道有限与参与方式陈旧影响参与效果。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在推动立法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意识、规范管理第三方评估机构、创新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方面加大管理力度,以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有效参与。     

精准扶贫中“为官不为”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当前精准扶贫领域暗藏"为官不为"这一隐形腐败。从形成机制分析,"为官不为"是政府功能运行碎片化、考核机制形式化、激励结构失衡化和监管机制软约束共同耦合作用的结果。规制"为官不为",实现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构建基层公职人员权责清单制度、创设监督问责机制、完善考核机制并设置高效独立的廉政监察制度等立体化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公职人员在新常态下"为官有为"。     

基层社区治理的时代之困与创新路径

在基层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存在以下困境:群众社区参与真空化,基层党组织对社区的领导边缘化,群众对基层权力监督形式化,群众社区生活呈现无理性苗头。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制约因素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培养选拔机制的影响。实现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从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不断提升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完善基层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等入手,保障人民共享治理成果。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创新探析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公众参与不足,多元化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依法治理理念不足,依法治理机制尚不完备;解决问题方式滞后,制度建设尚不完善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应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宏观制度设计;坚持良法善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广开言路,促进多元主体协作治理;顺应信息化趋势,加强智能化治理。     

新时代“小官巨贪”治理的成效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制度反腐包括反腐法律规范、相关机制与机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小官巨贪”现象并未根绝,当前,“小官巨贪”呈现发案领域的扩大化、作案手段的隐蔽性增强、群体性腐败仍广泛存在的特点。“小官巨贪”治理不足的行政生态困境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转型仍未完成,官民沟通系统与公民反腐参与度仍待提升,社会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尚需加强,权力配置与监督机制还需理顺。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转型和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改变政府考核指标;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民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意识;重视思想建设和廉政教育;完善国家监察体制,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等,进一步改善“小官巨贪”治理的行政生态。     

民主协商视域下网络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及路径调适

网络安全防御能力薄弱、网络安全监管人员执行力差、网络空间治理规则存在缺陷、网络空间公共参与失序等四重原因,使网络空间治理面临认知、管理、立法、制度四重挑战。亟须完善网络空间治理民主协商法律机制、监管机制、自律机制、共治机制,从而营造清新明朗的网络空间生态和政治空间生态。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社区治理路径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在互信互惠的伙伴关系上做到共享资源,共同实现公共价值。这一理论对突破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的主体缺失困境、资源不平衡困境、信任困境和合作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此,可借鉴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明确社区治理价值导向,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理以实现社区善治。     

日本町内会社区治理经验对海南省社区治理的启示

町内会是日本的居民自治组织,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实践探索,町内会在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组建町内会联合会、培养居民的参与意识、应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推广治理经验等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对于海南省推进居委会社区治理具有借鉴意义。海南省可以通过建立社区治理联席会机制、组建居委会联合会、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等措施破解居委会社区治理困境,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区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

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协同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治理范式,它的有效开展和秩序构建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引领和支撑。当下社区治理机制中存在党的组织基础薄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弱化、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惰性增强等导致协同失败、治理失效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深入推进社区协同治理,必须遵循主导性、协同性、制度性等原则,从政治认同、主体协同、制度保障等方面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实现党组织与社区各方共同参与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与化解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前存在诸多困境,具体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乡村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权力强制性色彩较浓,乡村治理规范缺乏法制化;乡村治理结构碎片化,乡村治理缺乏完整有效的权力机构;传统乡村治理制度正在解体,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还未形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文化传统束缚、体制环境制约、民主法治意识淡薄、制度供给不足等。化解这些问题,须发展乡村市场经济,构筑乡村治理基础;健全乡村民主法治,制定乡村治理标准;完善乡村治理制度,增强乡村治理保障;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重构乡村政治文化,增强乡村治理软实力。     

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

治理模式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代议制民主疲态渐现和弊端日增的背景下,作为代表性的两大创新形式,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治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参与式治理主要强调社会管理者的开放包容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是核心和关键;与之对应,协商治理更强调公民理性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其基础是平等高效地对话和协商。为了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必须实现参与式治理与协商治理的对接与融合,而解决现实治理困境的关键是既能突破原有制度设计瓶颈,又能协调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和利益,而网络则是新形势下的有效载体。     

地方政府维稳机制变革:一种整体性治理的策略

<正>一、治理失灵:传统地方政府维稳的主要困境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维稳机制和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基层的稳定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渐趋深入,中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条块分割、碎片化的维稳机制面对经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增加等现实问题,日益凸显其自身的不适应性,频现治理失灵,致使一系列维稳异化的问题在基层涌现。如"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使维稳与     

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

法治框架下推进乡村治理创新面临法治推进与自治、德治传统难以有效融合,法治路径的地位边缘化,"知情祛魅"现象凸显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乡村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的法治素养不足,治理机制法治化程度较低,治理环境的法治氛围不足。为此,需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乡村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理顺乡村治理体制,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为重点,依法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法治宣传的途径和方式,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打造法治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人才保障。     

结合的艺术：将企业家精神嵌入乡村治理的探索——武汉市星光村“头雁”治村模式的启示

武汉市星光村作为"全国文明村",通过以创新精神重塑基层领导机制、以服务精神优化公民参与机制、以公益精神融入全面发展机制、以合作精神构建联村协同机制,有效地将企业家精神嵌入乡村治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头雁"治村模式。此举实现了人本与制度相结合的村"两委"运作、先富与共富相结合的致富目标、精英与群众相结合的互动治理、先进与共进相结合的联村发展的乡村治理新局面。概括起来,其成功的治村经验在于:精英领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实业家富村与政治家治村相结合,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不断完善的制度相结合。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格局的逐步形成,非政府正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然而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正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通过政府和非政府双方的共同努力来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