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论陈衍诗学的理性特征

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重要诗论家,与传统诗论相比,陈衍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上力求真实、客观、证据,试图建立一套沉淀着理性精神的诗学范式。讲求客观真实性,但是他又不是仅仅停留在客观真实上,而是试图以客观真实的价值世界,再回向士人的人格世界的建构。这是晚清实学浸淫的结果,也是近代宋诗运动发展的自然归宿。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

作为《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与《四库金书总目》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诗歌批评方面,不但许多评价得到他的认同,其中屡屡使用的“意境”“兴象”等词语也是纪昀惯用的概念,而贯穿在提要中的折衷观念更是纪昀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直接体现.根据《总目》提要与纪昀诗论的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总目》充分反映了纪昀的诗学观念和对历代诗家的具体看法.我们可以通过《总目》提要来间接认识纪昀的诗学观念和批评,同时对其凭藉“钦定”身份施予清代中叶以降诗学的影响给予一定的重视.     

试论陈衍的诗学理论体系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所撰著的《石遗室诗话》及所选辑的《近代诗钞》等书,使他在当时享有很大的声名。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木铃虎雄曾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专章评论了陈衍的诗歌理论,就是一个证明。的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陈衍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陈衍的这个重要地位,既不是来自尊崇他的海内诗人对他的标榜和吹捧,也不仅仅因为他的论诗之作中有这样或那样一点可取的意见,而是由于他总结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生命诗学: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本体论特征探析

梁宗岱以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致力于探究诗歌、生命与真的关系,其纯诗理论一方面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与中国的传统诗歌理论又保持着深度的契合。正是将中西方象征主义诗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在梁宗岱那里,诗,不仅是体验的、形式的,而且在其总体的境界上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也就是"象征的灵境"。梁宗岱的诗论充满着体验的、音乐化的、形式的、可实践的、本体论的特点,这些特点无不与生命——诗——真相关联,可以说梁宗岱的诗论是一种实践着的生命诗学。     

《毛诗》“比兴”说《诗》刍议

<毛诗>的"比兴"说<诗>,构成"比兴"诗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它既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哲人基本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汉人政治人伦精神之体现.<毛诗>的"比兴"说<诗>,以"兴"为重点,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以"兴"为喻,重"比兴"的美刺讽谕、教化功能,一是将"兴"解释为"起",重"兴"的生命感发功能,这对后世诗学将"比兴"作为诗的最基本的阐释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论"点将录"的"一作"与"留白"

"一作"与"留白"本来只是古籍校勘常用的一种注记形式和中国书画的一种传统艺术手法,"点将录"撰者创造性地将其引入诗学批评体系,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一个时代内既经严格遴选又相对更为丰富的诗人群体总量;而且,还可以由此考察同时代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人生经历、诗学取径、地域风格之异同;同时也使得这样一种颇具民族特色的诗学批评形式获得了更大的内涵包容性和体系开放性。开放的"点将录"批评体系,不仅为品评诗家诗作、地域流派等营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研究撰述者诗学思想的发展和当时政治、学术环境的演变提供了方便。作为出现较晚而兼具众长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点将录"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都值得引起进一步关注。     

性灵与格调对抗视阈下的明代诗选——以《古今诗删》、《诗归》为中心

从格调派独尊盛唐、推崇格调到性灵派倡导性灵、打破格套,在性灵与格调对抗的诗学语境下,明代诗选作为重要的批评方式和传播媒介,也参与不同流派与观念间的诗学论争,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今诗删》、《诗归》等具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在才情与气格、大家正宗与无名之家等方面的评选差异,同时又存在共通之处。     

三十年来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研究的有关思考

"形式"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虽无与之完伞对等的范畴,但相关的思想和论述却非常丰富.受"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加之有搞"形式主义"的嫌疑.研究者们多重视传统诗学内在精神的分析,而对于关涉汉语诗学本体的"形式"则有所忽略.这样,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的本土特色和内在规律就无法作整体的把握.形式批评研究就是回归汉语诗学本体的研究,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观念的应有之义.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略论陈衍的学术思想与特点

陈衍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除诗学成就外,陈衍一生在经学、史学、儒家伦理学、小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其学术思想与方法不仅直接影响了他的诗学思想,也客观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态度、文化倾向、政治诉求,是近代史上一笔可贵的人文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