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的伦理道德立场

在被称为“宗教批判与宗教道德时代”的美国19世纪文学中,霍桑坚持人性皆恶这一被普遍认同的清教主张,以揭示罪恶及其罪恶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作为小说创作的宗旨。他采取了中性的道德立场,通过叙述故事人物特定的生命感觉与所遵循的个体法则以传达出基本的道德意义,即罪恶是人们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与实现内在世界净化的推动力。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中他界书写的译介——以戴遂良、禄是遒等为例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对中国文学中的他界书写也有所涉及。其原因包括出于传教目的而了解中国文化;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迷信观念;客观的学术研究等。主要的译介者包括戴遂良、禄是遒等,译介的他界书写主要出现在一些受佛道观念影响的文学作品中。译介意义一是对汉学研究的贡献;二是作为跨文化宗教思想的传递,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卑微人生的关注 美好人性的挖掘——透视刘庆邦小说的底层关怀

刘庆邦是中国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大家。他的小说善于取材平凡生活的卑微人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当下的文坛总是以富人形象塑造为中心,文学创作的底层意识淡薄,而刘庆邦却作为底层形象的代言人,注重其社会底层尊严的书写,显示了当下文坛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刘庆邦的底层书写中,他是以对生活的温情与理解去追求人性的闪光点的,充分展示底层民众的尊严和价值。他的关怀底层大众的写作有助于改变当下文学对于底层人物关注不够的现状,大大提高文学的精神品位。     

文学腹语师的表演——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创作观念评述

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其深厚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写作实践中产生了独特的文学观念,他的"之"字形书写方式使得其各个时期的创作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对立性;在"腹语师"的文学表演中表达了罗斯严肃的道德关怀。纵观罗斯创作观念的形成、发展和嬗变,反映了具有自觉意识的学者型作家对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对文学创新的及时回应,体现了罗斯鲜明的时代意识。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钟肇政的客家文化与书写特征

1982年台湾文学评论界第一次提出“客家文学”,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钟肇政就着手进行客家身份认同书写。钟肇政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可以从他对客家山歌、采茶戏的书写中清晰地看到;而他的客家硬颈精神认同书写,则表达了客家人傲然立世的豪气;客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文化,有着深切的土地情结。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因贫称义——论斯坦贝克作品的悲剧主题

斯坦贝克高度关注人类在贫苦物质条件下的生存状态。除了因社会体制造成的贫穷,他的作品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贫困生存方式。他突出强调的是在这种贫困生存中不可被贬抹的人类尊严。这和19世纪以来欧美文学主流关于贫困的书写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借助基督教文化传统、东方文化、印第安文化等思想资源,试图阐明：贫困的生活可以成为人类——尤其是现代人获得自我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他的作品由此建构了一个可称为＂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文学的经济品格

文学与经济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属冰炭不容的两极。本文从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 ,与文学本体内部的经济元素两个方面 ,批判传统文化中非科学的观念 ,揭示与阐述文学与经济从古至今密不可分的关系 ;强调这一科学认识的现实意义。     

历史观: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与方法

在当前文学研究中 ,历史与人的关系以及历史存在形态观念的变化给文学想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历史发展规律观念的变化对文学书写对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中渗透的历史观可以转换为从历史观去看 :因为 ,中国文学发展具有承续性 ;历史的与逻辑的方法对宏观文学现状的选择是必要的 ;对于中国文论重建也是一种尝试。可操作性则表现在 ,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的同时 ,能够发现文学现实中断裂性和偶然性因素 ,可以分解历史观的多层内涵 ,并确定分析文本的途径。     

布朗肖论卡夫卡的隐喻性写作——以《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为中心

布朗肖无论在文学空间抑或在哲学反思中,都没有简单地将中性视为一个阐释的整体概念。他认为,首要前提是将书写引进对中性与域外概念的哲学思考,因为不能以哲学的普遍化逻辑诠释文学的整体视域,同时也不能以文学的封闭性措辞进行哲学表达。在此基础上,布朗肖介入中性的范式重新审视作为文学的书写形式,以及试图形成一种不确定的游离状态,进而在思想的界域中形成文学的异在表达。换言之,布朗肖正是借由虚拟、否定与多重叙事,将书写从哲学表达转向文学空间之内,以此进一步追问文学何以可能的真理之谜。     

为了“善”而探究“恶”——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逆向研究》简评

为了“善”而探究“恶”——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逆向研究》简评□龚爱林善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永恒价值，社会的进步和人生的幸福都无不是在对善的追求中获得。然而，犹如没有“恶”就无所谓“善”一样，了解了“恶”，才知道怎样为善，对于恶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恶的...     

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

隐晦哲学家德里达被认为是极富文学色彩的法国哲学家的最后一人,他与文学的渊源远不限于其对解构主义批评的影响及其少量的文学评论文本。贯穿其一生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凸显了他与文学的紧密联系,也是造就其隐晦哲学文本的重要原因。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的形成既与他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兴趣与经历有关,也与他与索莱尔斯等作家的交往紧密相连,更是德里达有意为之的结果。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主要体现为他对隐喻等文学写作手法的运用。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不仅获得了让?热内等专业作家的认可,更使其一度成为法国媒体预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     

赵树理的农村书写及其文学命运

20世纪中国文学以乡土之外的观念对农村和农民进行文学想象和叙述,它造成了真实农村图景的遮蔽和放逐,而赵树理的创作是个例外。他既是知识分子又不完全认同“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既倾向于农民的价值观又不是纯然的农民。他的农村书写与农民、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一度形成良性互动,故其作品被奉为文学经典。后来因他执著的写实立场与当代文艺规范发生摩擦而产生裂隙,最终导致其文学命运的坎坷。     

走出文化盲点:原罪论视角下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人对自我生存的深刻体验和反思而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没有原罪论,性善论的观察盲点便无法暴露。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就必然死在罪中,因此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摆脱败坏本性,从而也就不可能依靠自己过一种向善的生活。性善论则认为,人的本性出自天命,禀赋为善,因而虽然当下生活在一种恶的生活中,只要人反求诸己,发扬并遵循与生俱来的天性,就能一步一步地走出罪恶,最后过上一种天人合一的善的生活。这两种关于人的生存的说法指称着人的两种生存意识,即原罪意识和本善意识。本善意识是一种人的生存的原始意识;但是,如果缺乏原罪意识,本善意识必然受制并窒息于自己的某种善恶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基督教引入原罪意识,从而在基督徒的生存和原始的本善意识之间构成一种生存张力。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原罪论缺场,性善论一旗高扬,导致了人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存盲点。因此,如何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让原罪论入场,对于中国基督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