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互构：德孝文化与乡村善治的耦合机理

建设和繁荣乡村先进文化,培育乡风文明新气象,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路径。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礼治、政治、自治的不同阶段,正在向善治的方向发展。当前,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实施载体,是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实践中,产生于乡土社会的德孝文化与推进乡村善治相耦合成为重要的路径选择。目前,各地已成功开展了孝行天下、孝道文化大餐、孝道村民学堂等活动。以各地实践为参考,可以发现,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孝因子,凭借道德和关系在乡村社会的双重耦合,可以促进现代乡村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以道德耦合涵养乡村文明生态、夯实乡村治理基础,以关系耦合构建乡村共同体、强化乡村社会关联,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以“三治合一”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治理体系当中,乡村治理体系是基础,夯实基础方能固本。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这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为健全乡村治理模式、构筑乡村新秩序找到了路径。     

乡村治理模式中的村规民约建设思考——基于“三治合一”视域

在乡村振兴战略施行的背景之下,由自治、法治、德治构成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而村规民约的融入,可以更好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促使其朝着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对此,文章立足于“三治合一”视域,分析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建设的不足,从自治、法治、德治3个方面入手,重点探讨乡村治理模式中村规民约的建设路径。     

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需要高度重视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建构,将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形成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良好互动关系,打造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坚定法治化治理的目标、理念,制定专门的乡村治理法律体系,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技术治理情境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体制重构

在当前简约治理转向技术治理、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的大背景下,乡村两级的实际治权在不断弱化,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力量过度下沉、乡村工作软指标的硬指标化、乡村两级责权利不对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乏、村民自治演变为村干部自治、谋利型上访的"刁民"增多。为维护乡村公共利益,探求建立一种公共规则之上的、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成为当今乡村治理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

法治框架下推进乡村治理创新面临法治推进与自治、德治传统难以有效融合,法治路径的地位边缘化,"知情祛魅"现象凸显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乡村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的法治素养不足,治理机制法治化程度较低,治理环境的法治氛围不足。为此,需要坚持立法先行,构建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乡村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理顺乡村治理体制,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为重点,依法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法治宣传的途径和方式,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氛围;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打造法治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强化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发展的人才保障。     

后简政放权时代的乡村治理

<正>比较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社会中介组织、村民等多种治理主体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通过这种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乡镇人民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村民等都能平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对乡村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中,并通过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合作,维护和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推动农村社会有序良性发展。要明确县级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使其担负起乡村治理的财政保障职责,并监督乡村良治在本区域的顺利实施。要切实建     

村民驱动型发展:精准扶贫法治化新模式

以世行CDD项目为典型代表的村民驱动型发展或许是精准扶贫法治化的一种新模式,其身上特有的"法治基因"高度契合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推进精准扶贫法治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坚持脱贫攻坚与深化乡村治理同步推进,确保精准扶贫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二是坚持充分赋权与强化监管服务有机结合,确保在商谈协作环境中实现精准扶贫。三是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依法引领村民实现自我发展和精准脱贫。四是坚持完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依法保障村民在乡村发展和精准扶贫上的话语权。五是坚持以村民为主体的核心理念,调动其参与乡村治理和精准脱贫的内在动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实现乡村善治的路径构建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的发展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城乡发展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也不平衡。因而,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实现乡村善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既能够为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提供新思路和改革取向,也可以通过塑造具有新素质、新思想、新文化、新境界的新型农民,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元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精细化——基于湖北省荆州市S村的调查分析

以湖北省荆州市S村为研究范本,从"元治理"理论视角考察该村的治理精细化过程,研究发现:该村的乡村治理精细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与村级自治有机结合、双重发力,但在实践中存在治理预期与村民诉求错位情形。提升村级治理效能,需要充实、培强村干部队伍,培育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合理赋予村级组织权力。     

浅析加强村民自治的六大对策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理顺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解决基层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组织动摇党的领导权威问题;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解决村民自治缺少经验和各地工作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解决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养差问题;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解决村民自治的社会法治环境差问题.     

村民自治中的贿选原因分析

"贿选"是村民自治进程中经常可见的现象。贿选的成因有许多,其危害是严重的,但并不是不可以治理的。治理"贿选",法律规制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为社会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可以规范村委会选举,引导村民自治走上法治轨道。但是,从根本上治理"贿选"不能单纯依靠法律规制,只有从"贿选"现象背后充分发掘其产生的真实原因,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社会治理,才能有效的解决贿选问题。     

关于信访工作“桃花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湖南省新宁县清江桥乡桃花村从“美丽乡村”建设中脱颖而出,创新“村事民管、村事民做、村事民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走上了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实现了从“上访问题村”到“文明和谐村”的华丽转变。这个转变饱含了桃花村人的耕耘、也深含了桃花村人的思索。走进今日的桃花村,我们感悟到的是:“村民自治拨云雾,桃花模式见笑颜;人心向善共协调,是非权益齐公论”,村民协商自治模式给桃花村带来了从里到外的根本转变。     

社会转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后,党领导农民不断探索农民组织形式、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有效治理而创造的。本文以张家港市城南村为参考对象,讨论转型社会中的村民自治。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乡村治理的困扰 村治,即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治的一种有益探索,但是遭遇重重困扰.首先,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和法律上讲,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循此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逻辑,自当对下负责,其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等.而现实中的村委会,难以避免地,将更多精力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履行着类似于"村公所"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倒也切中实质.     

公务员遴选模拟试题系列解析(五十五)

正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对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大理论创新。请谈谈你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测评要素:乡村治理能力、政策理解能力评分参考:(1)能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理论有全面总体的认识。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得好坏不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随着社会的加快转型,乡村社会从     

城乡社区治理中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制度分析

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需要一定的媒介、平台和载体。通过对山东省某地L村"三治"融合的治理案例研究发现,信用体系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它提供了城乡社区治理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界面,通过对治理主体的角色界定、渠道提供、规则设定、作用保障等建立起公众参与的城乡社区治理框架;另一方面,它将制度逻辑带来的压力转化为主体创新和实践的动力,使得政府、社会和农民群众都能够以城乡社区治理主人翁的意识和心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逻辑框架下实现法治为本、德治为引、自治为基的"三治"融合。     

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两委”“一肩挑”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农村"两委""一肩挑"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具有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优化农村"两委"干部队伍、提高村民自治效率的制度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两委"干部思想观念落后、乡村精英外流、组织权力过于集中、"一肩挑"不具普适性等难题。为此,需要从"两委"干部教育培训、人才引进与培养、规范权力运行、稳步推行"一肩挑"等方面完善农村"两委""一肩挑"制度,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