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联动:地方治理结构变革新趋势

正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构建地方协调联动的治理结构,政府要主动向社会"放权"并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系统改革策略

正首先,通过激发社会活力和培育市场力量厘清政府治理的边界。政府治理边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在多大意义上能发挥协同治理的效应,从而使政府在"把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相对清晰的治理边界。其次,强化各级政府对属地公众的负责意识。强化各级政府对属     

政府控制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主要环境因素为政府控制,同时分析了政府控制对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机理.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到了董事会、股权制衡机制、薪酬激励机制等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为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只有政府治理完善,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减少,董事会、股权制衡机制、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才会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

"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是更为契合当前中国治理现状的治理模式,也是通往善治的必要阶段。构建"政府—公民"互动共治模式有三个主要对策:第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共治能力;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建立合作机制;第三,发挥媒体中介作用。     

建立符合省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的目标与任务

总结国际经验,结合我省实际,建立符合省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应把握以下三个原则：——坚持政府保障与市场供应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市场在住房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合理确定和有效连接保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市场、准市场和政府供给等方式,促进保障体系与市场体系的无缝对接,不留“政策空档”和“夹心层”,实现对不同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全覆盖。     

推进简政放权 激发市场活力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又明确提出,要推动简政放权等方面的改革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角度,描绘了中国未来推进改革的明确走向与宏伟蓝图。     

什么决定了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挑战着政府的公共卫生治理绩效。如何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TOE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对地方政府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绩效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三类推动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提升的配适性选择方案,即由政府自身要素独立解释的配适模式、由环境要素与政府自身要素共同解释的配适模式以及由技术和环境要素共同解释的配适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公共卫生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但是提升技术水平在高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上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2)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的多样化组态,即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的驱动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3)在跨案例的比较中进一步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驱动路径存在明显差异。建议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选择适合的路径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促进东、中、西部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的均衡化发展,全面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产能过剩治理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就是要着力解决上述问题,核心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市场、     

法治政府: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排除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扰,同时又需要政府做好服务工作和保障工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用法律程序、法律规则矫正政府随时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就显得至为重要。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须结合中国国情

正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包括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等,但是,各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有差异的。中国有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治理模式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探索。中国的治理体制中必须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负责作用。对于中国而言,必须重视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这里国家的主要     

大数据时代新型交通服务商业模式的监管——以网约车为例

大数据所带来的高度联通时代使公共出行服务提供在政府与市场(平台企业)原有边界发生移动,并催生网约车平台企业承担部分监管职能。但平台企业的垄断竞争问题性质难判定也带来相应的监管难题,一系列新属性要求建立灵活多样、多元共治的混合监管模式。同时,网约车出行服务商业模式运作的实质表现为不同层面交通资源的汇聚与重组,且存在着新的风险。本文借鉴广州市网约车实现由"经验治理"到"数据治理"的科技监管相关经验,重构我国大数据时代网约车监管的逻辑路径,包括以重复博弈和市场声誉约束机制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以大数据的信息技术赋能提升政府监管决策能力,以及以法治手段的跟进为前提重构网约车的合作监管等方面来寻求高度联通时代网约车平台企业长远可行的监管和规制之路。     

“第三部门”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本文介绍了对"第三部门"内涵的理解,重点说明了"第三部门"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而得出"第三部门"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如何处理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结论。     

改革元年十论③ 蹄疾而步稳——地方两会坚定深化改革责任与担当

正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的1月,都是各地密集召开两会的时间。综观今年地方两会,"改革"贵在实干,重在落实。透过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强化改革责任担当,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在成为共识,很多地方更在战略、战役、战斗层面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客观模式及进展

我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本质是执政党治理政府机构的一项战略工具,它的主要使用价值是分解政府机构承担的治理责任,因此,它面临的技术约束是追求形式上的技术理性和内部导向,对外不直接承担治理责任,对内不直接发挥管理作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先后经历了"政治动员式"和"利益调节式"两个主要阶段。基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分类框架,笔者认为,以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为代表的主观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是一个趋势,它的优势在于符合民主行政的精神和公民参与的要求。     

自媒体时代下思想市场的法治构建——以法经济学为分析工具

自媒体时代下的言论传播趋向平民化、多样化、个人化,其群体效应十分明显。法经济学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分析言论自由下的良性运行的思想市场以及言论不自由下的思想市场严重失灵的情况,指出政府在治理市场失灵时应合理界定言论限制边界,减少信息不对称,构建开放的思想市场。传播法的完善对于促成思想市场法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府管制与双寡头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博弈研究

企业不负责任行为同时受到政府管制和产品竞争的双重约束。本文构建了政府与双寡头企业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偏好和政府执行力与政府治理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政策的关系,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政府偏好悖论"。研究表明:政府惩治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关键,是让企业从不负责任行为中所失大于所得;无论政府的偏好如何,都有可能放松对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管制,而且政府越偏好短期社会利益,就越不可能将不负责任的企业清除出市场;政府治理不负责任企业的矛盾心理,根源于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两面性。     

罗玉亮:大数据助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科技的进步必然要带来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与创新,尤其是在有了云计算服务器,大数据时代到来的今天,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大数据时代到来的今天,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作为县一级政府,如何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提高县城治理效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安徽省全椒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罗玉亮指出,关键要做到"四要":     

深化改革，加快转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看待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认识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多中心”模式下公共事务治理的政府角色探究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矛盾多发期,为各级政府的公共事务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为服务型政府提出了一种新型治理范式.本文从“多中心”的基本内涵和自主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入手,深入探究了政府角色的具体内涵和角色转变的动因,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方面阐述了构建以政府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该模式的构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为塑造服务型政府起到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政府的合约性质及其经济治理——基于中国地方政府若干实践的交易费用考察

政府的性质与边界是一个跨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重要研究领域。在传统上,学界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守夜人"与"裁判员",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常常突破这一界限,却取得了良好绩效。为了解释理论与现实的背离,本文将摒弃传统经济学的"政府—市场"二分法以及"市场—企业"二分法,从微观的合约角度去联接"市场"、"企业"与"政府"这3种组织形式。根据"交易费用—合约分析",所有组织的本质均为合约,而合约的条款与形式由交易费用决定。因此,政府性质与企业性质一样,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的合约组合。政府本身具有合约性质,可以通过合约链条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与企业合约连接在一起,起到降低交易费用与生产成本的效果。合约的形式多种多样,政府、企业与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合作、相互链接,甚至相互竞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合约细节进行研究。中国的案例表明,在交通运输领域、投资领域、生产领域这些看似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地方政府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成绩不菲。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治理模式从本质上提升了合约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