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音乐理论评析

在历史上,嵇康素以文学家著称。实际上,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魏晋两百年间,堪称为真正的音乐家者,唯嵇康一人而已。《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为《广陵散》,声调绝伦。”可见嵇康是个操琴高手。嵇康还善于作曲,他所作的琴曲,至今还有传谱的,除《广陵散》外,还有《长青》、《短青》、《长侧》、《短侧》四弄和《风入松歌》。但是,嵇康在音乐方面最大的成就,还在于理论方面的建树。今天我们还能读到的嵇康音乐理论著作,有《声无哀乐论》和《琴赋》。     

吴敬梓与竹林名士

魏晋名士,流派繁衍,以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一方面,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鲁迅话,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他们恣情任性,超逸风流,典型地表现了“魏晋人的豪放萧洒的风姿”(鲁迅:《病后杂谈》)。另方面,他们的纵情背礼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满,以至激而为怒、愤世嫉俗,这又鲜明地染上了魏晋的时代色彩。鲁迅说魏晋时代是个“篡夺时代”(《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篡权杀人者偏偏要打着礼教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他们所谓崇奉礼教,……实在是毁坏礼教”,于是,阮、嵇等     

陈翔鹤与魏晋文人的现代书写

作为一位纵跨现当代的小说家,陈翔鹤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从作家到学者的身份转徙之后,又在60年代初的特殊际遇中先后写成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对魏晋文人陶渊明和嵇康的现代书写中,寄寓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体验和命运感知。本文着力探索了陈翔鹤首选魏晋文人与他独异的心灵体验;深度的“嵇、陶”体认与独异的书写姿态。     

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

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鲁迅发表了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鲁迅的讲演对魏晋士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研究中古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国内外学者对魏晋玄学及名士作风的研究无疑已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足,学术界对魏晋风度某些方面的研究,多年似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例如,阮籍、嵇康是魏晋玄学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魏晋之际这个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对他们与佛道二教的关系问题…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竹林七贤缘何游于山阳

竹林七贤游于山阳,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有独特的个性因素。就政治方面而言,正始末年朝廷惨烈的党争,是竹林七贤远离京城游于山阳的客观原因;全身远祸以待时清,是竹林七贤游于山阳的主观原因;魏晋之际盛行一时的谈玄、服食和饮酒之风,则是竹林七贤钟情山阳的文化原因。但是,促使竹林七贤游于山阳而不是游于他处,仅有这些主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这些主客观原因与七贤的个性因素、嵇康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山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及竹子比德于君子的文化象征意义相结合,才共同促成了七贤的山阳之游。在这诸多原因中,嵇康崇高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及寓居山阳的便利条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山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嵇公竹林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则是竹林七贤山阳之游的深层文化原因。     

论心与音乐的关系——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思想初探

主观情感与音乐本分属两物、各自独立,但往往产生密切的对应关系.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直接涉及到如何理解音乐作品的审美意义.以探究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为导入点,分析了心与音乐的内在联系,并探讨嵇康"声无哀乐"音乐理论的文化传承以及意义.     

神话与魏晋诗歌

神话在魏晋诗歌中广泛地存在,构成魏晋诗歌的重要内容。神话对于魏晋诗歌,在内容、形象、语言、深层涵义以及诗人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魏晋诗歌也对神话的发展发生作用,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魏晋诗歌广泛地运用神话,这与神话自身的丰富意蕴、神话的自然发展、魏晋时期搜奇记异的社会风气以及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都有关系。     

雁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象征意义的形成

历史学院夏炎发表《"附会"与"诉求":环境史视野下的古代雁形象再探》(《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从环境史的视角,对雁从一只普通的鸟类进入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讨,对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雁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作用进行了解读。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实际上,这种自然进入文化的过程,就是人类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理解,在自然与文化两种事     

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

<正>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它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一、"人的自觉"体现的人文精神从汉末到魏晋,频繁的政权更替和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开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试论诸葛亮文化形象的衍生——诸葛亮文化现象初步形成的历史考察

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最终成因大都归于《三国演义》的创作及其以此为素材的三国戏的传播。从新的角度看 ,以魏晋士人的诸葛亮评价为切入点 ,从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赞中发掘出孔明在魏晋士人心中的形象 ,并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由学界的明清小说及其民间戏剧转向魏晋时期士大夫的人物论、赞、评、议 ,从而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成因提出新的观点 :诸葛亮“智慧”和“忠贞”的文化形象在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就已定型。     

嵇康逻辑思想探索

嵇康(223-262) 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在魏做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嵇康与阮籍齐名,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首,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于他的逻辑思想,历来涉足者甚少。笔者认为,嵇康曾提出并运用了形式逻辑的多种形式,可以说是整个魏晋时期推论逻辑的正确思潮代表之一。据《太平御览》载:“研至名理,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认为嵇康逻辑思想的特点是论证严密,合乎道理。《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导)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     

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及其《饮中八仙歌》为中心

作为传统士人人格生成、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盛唐文士独特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魏晋六朝以来名士风度的延续渊源密切。杜甫脱略狂简的个性以及嗜酒、善谑、幽栖等种种行为作派即与魏晋名士尤其是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有着直接的渊源。其《饮中八仙歌》是盛唐文士受魏晋名士风度影响的一个最集中体现。"八仙"的个性、风貌特征以及嗜酒、高谈、傲视王侯等种种行为方式也以魏晋名士以及《世说新语》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狂"态又是典型盛唐式的。它的创作与此期涌现出的一批极具名士风度同时又是新进士群体主要干谒对象的朝臣人物有着直接关系,置身风气之中的杜甫敏锐地捕捉并以其生花妙笔记录下了这一独特的时代精神风貌。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陶渊明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杰出诗人,是魏晋风度真正的代表人物,执著地追求自由、挥洒清新飘逸的诗风,表现一派质朴脱俗的真情,这就是陶诗也是魏晋风度的真谛     

《诗经》服饰描写与《都人士》君子形象塑造

服饰是周人“分贵贱、别等威”的重要工具,也是贵族展示仪度的主要“礼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服饰描写因此成为《诗经》夸赞贵族人物的主要方式。《小雅·都人士》便是利用服饰的象征意义,塑造了诗人理想中的君子形象,表达了礼乐没落时代的周人对“美的理想”的普遍期望和追求。     

大理白族文化传播之“金花”宝典

电影《五朵金花》在"庆祝建国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中播映后,金花形象深入人心并风靡大江南北。厚重多元的白族文化和秀丽迷人的大理风光从此蜚声国内国际,金花成为人们了解大理、洞悉白族文化极具象征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她与白族文化体系中的各符号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共同架构出整体的民族文化形象,成为大理白族文化传播的宝典,完美地实现了白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     

浅论《论语》 中孔子的形象

《论语》以孔子为中心,成功塑造了孔子的完美形象。《论语》中孔子以学者形象、师者形象以及知者形象展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展示了孔子作为一个学者、师者和知者所拥有的博大、仁爱的精神和儒雅的君子风度。从《论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是孔子对当今的意义之一,更是我们应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