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表征与系统性矫治

政策执行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关涉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其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具体表现为央地碎片化、同地碎片化、部际碎片化,根本原因在于错综复杂的府际关系、本末倒置的权责关系、南辕北辙的执行关系、复合叠加的职责关系。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破解之道在于科学运用系统性理论,构建以信任与效能为核心的政策执行思维体系,健全以利益补偿与科学考核为中心的政策执行机制,建构以“三级融合式”为重心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政治信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天津的一项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5年底至2016年初对天津市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政治信任的现状与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天津市社会公众的政治信任现状呈现如下特点:政治信任水平呈央地递减、公检法较低的结构特征;公共政策和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影响政治信任的显著因素;通过制度化渠道反映诉求的民众,其政治信任度较高;总体上是人格信任和政治信任相混合的政治信任形态。同时,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社会资本较低、对公检法评价相对较低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2015年12月(中)学术推介

<正>朱娜娜、曹永盛在《央地博弈、帕累托改进与政策制定》一文中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博弈地位的获得、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分化等现实情况,指出央地博弈已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政策制定过程的央地博弈,首先,有利于兼顾各方面利益,实现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要及时了解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地差异,与地     

耦合型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现实困境、路径探索

在现代社会系统快速流动与频繁互动的影响下,突发环境事件的耦合型特征与传统的应急治理模式不相适应。协同治理理论以平等互信、资源共享、合作互利的共治共享优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治理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针对当前耦合型突发环境事件中存在的央地应急管理协调不畅、区域间运动式动员应急成效不佳、基层应急治理驱动力不足、企业联合防治环境风险能力欠佳及网络舆论主导事态发展等现实困境,须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要求,从利益调解机制、协同网络权责机制、组织信息联通机制及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四方面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协同策略,优化协同效果,提升协同治理能力。     

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与基层干群关系改善之道

本文基于一个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1918个村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对农民负担以及乡村干群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税费改革显著降低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农民政策内负担的水平,而对政策外负担影响不大;同时,农民的政策内负担水平并不明显影响农民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因此,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紧张的干群矛盾,但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村民对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干群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综合配套改革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难题,通过完成基层治理方式和制度切实改善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央地博弈、帕累托改进与政策制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博弈地位的获得、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分化等现实情况表明,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央地博弈已成为影响政策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我国现实经验出发,以博弈次序的先后为划分标准,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央地博弈归纳为中间扩散型与强制型,运用经济学模型分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央地博弈效应,并通过数理的方式证明,只要满足政策实施后的社会纯收益大于政策实施前的社会产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博弈行为就会形成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公共政策。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缘于部门利益及政出多门等综合因素,我国政策冲突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行政立法主体也制定利于己方而损害整体或他者利益的法律。政策网络尊重彼此利益,从宏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观层面的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关系协调、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的利益相关者及其价值观协调予以剖析,建构分析政策制定、执行过程、政策结果的模型。政策网络兼容性基于整体性治理视野,动态地统合网络结构与行为过程,解析多个政策叠加后产生负面效果的成因,分析行政主体行为、完善治理网络,建构跨地域、跨部门、多层级的各级政府及行政部门、社团对话平台,形成行为理性、彼此尊重、平等协商、达成共识、共谋发展的多元政策兼容网络。     

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层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强调的,不是一个治理环节的优化,而是整个治理体系各层级的优化,它是国家治理上的革命性变革。 任何一国的治理体系,都具有其层级与结构的不同特点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公共治理结构具有垂直性,国家治理体系存在宏观（高层）、中观（中层）、微观（基层）三个层级。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     

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基层党组织治理中的领导力逻辑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水平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进一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能否成功推进,这也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基础。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精英自上而下的政治吸纳,强化对基层经济、社会团体的组织嵌入尤为必要和迫切,对于促进基层治理中领导力的内生性供给、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     

利益考量、规则意识与拆迁冲突的治理

拆迁安置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焦点问题。与以往学者研究的着眼点和逻辑进路不同,以利益自我实现要求的视角分析拆迁农民缺乏规则意识的深层次根源,可以得出结论:利益考量的精致化是拆迁农民缺乏规则意识的动因,利益比较的自我功利化是拆迁农民缺乏规则意识的起因。因此,基层政府治理拆迁冲突必须真正了解拆迁农民的利益需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依法行政,培养拆迁农民的公民意识,如此方能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政治信任的实践悖论

政治信任既具备信任的特征,更具有政治的属性,这意味着政治信任并不像一般的社会信任一样,信任水平越高越好;政治信任的形成既取决于期望的内容,也取决于对风险的评估,这意味着高强度与高稳定性的政治信任恰恰是基于对人性不信任的心理预设。这种政治信任与不信任的背离与契合构成了政治信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实践逻辑。在政治生活中,并不是信任度     

命运政治：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越发凸显其重要的功能与地位。生命政治作为西方治理技术的显学范式,其从"使你死"到"使你活"的权力控制暗合了国家统治转向国家治理的政治初衷。然而,透过生命政治的历时脉络与共时殊相,可以识见因其植根于西方话语的制度语境,无法冲破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局限。命运政治以其对中国传统命运观优秀特质的有效继承与对马克思主义命运观的发展,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肌体,实现对这一历史局限之突破。     

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信任模式研究

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出发,分析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社会网络信任特征,构建影响关系的三维结构模型,并以直接信任度、间接信任度及信任感知风险度3个维度为核心搭建总体运行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网络动态信任评估模型,综合考虑时间衰减、失信惩罚、推荐可信及风险感知等要素,从多角度全面准确地刻画动态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采用Ma-pleSim仿真平台进行模拟仿真结果表明,该信任模式可以约束并遏制恶意失信行为的发生,对潜在合作伙伴选择、提高合作成功率具有较好的效果。     

政治能力、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与国际竞争

正国家治理的特性要求平衡国家与社会的立场,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才能获得持续改进的空间。政治能力则是国家治理能力中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政治能力就是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能力,而强大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所在。强大的政治能力是在共产党领导社会     

统一战线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基于N市X区的调研和分析

统一战线作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有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独特优势,在参与和服务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新时代统一战线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城市治理资源整合调配、不同利益群体关系优化、统战工作效能有效激发等诸多挑战,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和完善。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治理的行动共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协商与专项监督水平;强化统战队伍建设,促进统战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利益博弈视角下中央政策执行的科层制损耗

在官吏分离的政策执行体制下,中央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由地方政策执行人员而非地方官员决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策执行人员往往会利用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央政策的弹性空间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从而导致科层制损耗。通过分析单个地方政府与多个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得出央地之间的利益障碍、制度漏洞和博弈畸形是形成科层制损耗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的制度设计,以实现治理科层制损耗的目标。     

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管理

<正>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之一，就是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2]，基层治理的水平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治理的成效。所以，要将基层治理放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中更为重要的位置，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领导行为困境与能力提升路径——基于108个案例的深入分析

通过对108起灾害性公共危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层级的领导主体在实际治理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困境、信息传播的后真相困境和应急管理的多部门资源联动协调困境。为了更好地提升领导能力以应对危机,应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以社会信任弥合政府信任缝隙;增强政府-民众信息沟通回路,以理性思辨替代情绪驱动;构建闭环式治理网络,实现不同部门纵横之间的数据共享。     

从政语丝

《行政诉讼法》颁布后，一些地方农民因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如负担过重、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处理不公等)，把乡政府告上法庭的案例逐年增多。在法庭上，农民能够运用政策、法律对簿公堂，而一些基层干部却束手无策，往往败诉，被农民“上了一课”。这种“政策倒流”的现象，使农民对基层党组织信任度下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     

政治信任视域下优化政治生态探析

政治信任与政治生态的内在联系赋予了从政治信任角度探讨优化政治生态的可能性和价值。在政治信任视域下,当前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包括腐败威胁政治生态的合法性基础、风险社会挑战政治生态的治理绩效产出、批判性公民考验政治生态对公众期待的回应和社会思潮多元遮蔽人民对政治生态的总体认同等。针对这些问题,应从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加强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认同度等方面优化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