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注脚——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一部经典的伦理学著作,友爱观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友爱观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城邦的实际情况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构建和谐城邦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友爱与爱,友爱与善意,友爱与友善的关系阐述中,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观,认为德性友爱观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原因以及实际行动而形成,与有用、快乐的友爱观进行区分,同时得出一定的启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注脚。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实现正义的友爱政治——亚里士多德友爱论刍议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把"爱"从个人的内在情感体验转化为带有更广更深的社会道德功能的行为,将源于我们把特定个人之间关系的"爱"引中为公正无私的作为伦理责任的"爱",使"友爱"成为实现城邦的"善".     

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及其当代启示

友爱伦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在人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作为最完满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朋友如何能够成为"另一自我":从自爱到友爱,友爱从自身的德性达到了对他人的德性;"与他人同生者",在现实共同生活中友爱使幸福更完满。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启示。     

环境友爱型组织: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

伴随着"组织及其集体行动的时代"呼唤组织德性的凸显,友爱成为组织德性是环境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而环境友爱型组织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也是生态文明的主体之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充分发挥好组织的作用,又要创新和完善"文明单位"的体制机制,以便在增添生态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塑造环境友爱型组织;各组织同样也需要协同创新与合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履行义务、担当责任并做出贡献。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并不矛盾。首先,真正的自爱者关注的不是外在善,而是灵魂的理性部分。他把高尚当作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以朋友为实现自己高尚目的的手段,后者是一种利己主义动机论。这种思考有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的背景。其次,在"明智"(实践智慧)的意义上,好人之间的友爱是以朋友为另一个自我,这种友爱的内在属性是与好人"因为自身"的性质一致的,所以自爱到友爱的推己及人过程可以成立。其它类型的友爱因偶性地具有这种友爱的某些性质而成其为友爱,这种等级序列使友爱得以作为"一"而统一地遵从上面的过程模式。当然,这种简单的序列化处理也带来了一些现实可行性上的困难。     

友爱在希腊生活中的意义

友爱的概念在古代希腊人生活与观念中有重要地位。在今天的词典意义中 ,我们可能错失它的一些重要的性质。这些性质主要包括 1 )爱与被爱的界分 ;2 )共同的生活 ;3)意愿性或本己性 ;4)主动的行动性。古代社会的友爱的主要的形式有家庭与部落成员关系、伙伴关系、主客之谊与性爱。在希腊古典时期 ,一方面在这些古老的友爱中生长出了情感的和德性的审美态度 ,以及朋友间的由此发生的相互尊重 ;另一方面 ,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生长出了一种新的公民的友爱。这使得希腊古典时代的友爱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欲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友爱是一种美德或包含着美德,它是一种使人秉持适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品质。根据友爱产生的原因可将其分为美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三种,美善的友爱优越于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于智慧的实现活动。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好朋友对于幸福的意义就在于:好朋友及其实践是沉思活动的对象,持续的沉思活动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并且好朋友自然地值得我们欲求。正因如此,友爱被视为最大的外在美善。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学性质

与传统哲学史或者把柏拉图哲学描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单纯理念论形而上学,或者把它解读成一种单纯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不同,文章试图证明,柏拉图哲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伦理学。但这种伦理学既区别于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为起点的“德性知识论”和“德性教育论”,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它要把伦理学理解为如同物理学那样的“存在的内在机制”,如同在《蒂迈欧》中那样,自然哲学(物理学)以伦理学为开端,而伦理学最终又回复到了自然哲学(物理学),因此柏拉图实现了早期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伦理学的综合统一,又大大超越了他们。文章反对19世纪以来“隐微”和“显白”之区分,这种区分意图抽空柏拉图作品的内容,在隐秘学说中寻找作品中几乎不存在的所谓柏拉图的智慧,与之相反,真正哲学的解读必须依据柏拉图的真实作品,按照“存在的发生学”考察本真存在的内在发生机制,朝向至善至美至德发生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在个人和城邦的灵魂中发生,才构成外在伦理生活秩序的原型,因而城邦政治生活是以正义为伦理、以多样性的德性相互共存,从而追求幸福实现的灵魂秩序的摹本。这样来解读柏拉图虽然是初次尝试,但比把柏拉图归属于任何特殊的哲学类...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友爱还是公正？——“舜父杀人”案例分析及其他

友爱还是公正?面向物事本身来分析“舜父杀人”案例之后人们必须做出各自的选择。而舜作为天子的表率作用使得他可能的任何选择都将对整个社会伦理与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孟子为舜所做出的选择实质上反映了其时个人所依恃的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势力博弈,而现代社会中失去家族庇护的个人在与国家的直接交往中其任何选择都无法摆脱公正的控制,儒学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提升友爱地位的努力显然任重道远。     

友爱还是公正?——"舜父杀人"案例分析及其他

友爱还是公正?面向物事本身来分析"舜父杀人"案例之后人们必须做出各自的选择.而舜作为天子的表率作用使得他可能的任何选择都将对整个社会伦理与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孟子为舜所做出的选择实质上反映了其时个人所依恃的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势力博弈,而现代社会中失去家族庇护的个人在与国家的直接交往中其任何选择都无法摆脱公正的控制,儒学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提升友爱地位的努力显然任重道远.     

论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度的德性及效用

制度的德性包括制度本身的德性和制度中人的德性两个层面。制度本身的德性 ,是指制度本身所蕴涵的道德追求和道德理想是否与人类活动根本目的的一致性和制度结构本身所体现的伦理品性。制度中人的德性 ,是指政府制度行为主体的德性。道德上公正合理的制度 ,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根本保证。     

儒家德性伦理学批判

从现代德性伦理学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哲学就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它以人性论为德性论的出发点 ,德性的完善就是人性的扩充。德性培养的目的是为了德政 ,德性与德政在目的与手段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同时 ,在其德性中 ,理性服从于德性 ,表现为实践理性的突出与理论理性的缺乏 ,这也暗示着其对人的某种态度。作为德性的重要范畴 ,中庸思想表现为经与权 ,经与权的辩证关系则启示了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实践精神     

从德性之美到城邦之善——论两种善的逻辑及其通约关系

在伦理学的学科内,何种事项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性,其本身就值得追求,之后确定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我们需优先考虑的问题,至于是把幸福还是把善良意志确立为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足的,则是在此之后才进行研究的题材。与此相关的是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尽管个体的德性是城邦之善的基础,但却无法从德性之美推论出城邦之善来。道德的个人和缺失道德的政府以及道德的政府和不道德的个人都可能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缺失道德的政府比不道德的个人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然而长期以来,政府的"德性"(或城邦之善)如何可能的却没有真正成为伦理学深入讨论的对象。如果说个体的德性取决于个体的"善良意志"或"优良品质",那么城邦之善则决定于精英集团的集体智慧和公共理性,也更取决于政治家和公务员的德性结构。分别讨论个体德性的结构和政府德性的生成,继而分析连接二者的逻辑环节,无疑是重要的理论任务。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

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理解现代社会团结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点。他认为,友爱为一切人所需要,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友爱有三种原因:善、有用和令人愉悦。友爱是相互的,友爱实现于友爱的活动中。在不同的政体中,友爱也不同。政治的友爱是对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之。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并不矛盾,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己,而且,关心自己与关心朋友都是要求生活服从理性的安排。     

论解构与友爱政治

解构的概念与德里达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疑是一项政治工程。德里达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王国的友爱政治理想的批判中,清楚明白地揭示了党同伐异的思想观念是政治学的本体论思想观念。而对此的勘定,最重要的是分析语言,是语言而不是现实才使民主总是不能差强人意。为此,解构西方政治思想借以阐释民主的那一套语汇,才有希望通达一个新的政治学观念。但是,即便做到了这一点,民主也会因为处于解构利刃之下,仍然难以担保不成为一个语言无以名状的幽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照下,虽然他的弥赛雅救世主义乌托邦的民主社会概念对批判地思考我们社会有所帮助,但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兜着圈子,回避了“人们如何到达那里”的问题或历史实践问题。     

友爱、敌意与他者的单一性——论德里达的"幻影朋友之回归"

德里达后期的著作<友爱的政治学>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展开思考,他从古希腊的友爱来源于血亲兄弟之关系,来讨论城邦政治,正是血亲关系建构了社会共同体.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展开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时代,既没有友爱也没有敌意,这也就是说,朋友与敌人构成一种奇妙的转化关系.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突显出的"敌意",在德里达的解构中,那就是"幻影朋友之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