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

国家形态与国家成败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分析现代国家成长中形成的,其工具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普适性.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     

国家自主性: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的一个维度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有效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新的范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批判社会中心论作为支持理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可能做出摆脱其统治阶层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国家自主性以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为主要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常面临着来自社会中心论的挑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界定不清、推演过于绝对等缺陷。对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来说,当前转型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经常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政治现代化是构建合理限度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隔离性的政治体制、打造嵌入性的社会组织和追求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作为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可能的路径选择。     

国家构建与国家潜在自主性——重读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瑟达·斯科克波作为80年代推动"国家回归"研究的领军人物,她不同意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的的漠视,也不满意其他社会革命流派的分析范式.因此,斯科克波以社会革命为切入点,以社会一国家一国际为大背景,探讨了国家变迁时期的制度设计及国家的构建问题,提出了国家"潜在白主性"理论,认为国家不是因变量,而是自变量,是一个能对政治、社会、经济与意识观念等资源进行重构的统合者.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个解释框架

从组织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后发国家"应激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否获得相对于国内各阶级的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政治条件.在现代化启动之际,国家政权需要能够有效摆脱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的制约,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国家自主性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行动能力的国家政权,是有效应对国际挑战、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并提供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前提条件.     

“国家”的回归——试论政治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法,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是政治科学的两大研究范式。作为合法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是其中的重要概念,传统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忽略国家,仅将国家视作实现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的工具,认为国家行为都能够被还原到社会,国家本身缺少自主性。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其最大特征在于它认为国家具备自主性,它的行为未必能够被还原到社会。国家的概念又逐步回归到了政治科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体现了政治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国家自主性研究层次评析

现代国家的构建使得国家自主性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还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其共同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自主性作为描述国内层面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新国家主义虽然也"以国家为中心",但是主张在"把国家找回来"的同时"不踢走社会",并尝试将国家自主性置于国际系统、国家结构和社会因素的网络中来探讨.由于国家具有国际、国内、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因此,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国家置于国际和国内的力量交汇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需要"强国家",但必须通过"建制性权力"使得同时出现"强社会"成为可能.     

规范、经验与历史反思——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嬗变与当代复兴

辩证法的理论特质决定一种国家理论的独特构造。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国家理论,上世纪中叶,现代政治学科实证化、科学化倾向加深了国家理论的一度式微。世界性市民社会思潮的兴起,又将"市民社会-国家"分析范式再度推向学术前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于此背景下挣脱了教科书式的原理把握,并在理论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本文力图透过"辩证法-国家理论"的视野揭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完整面貌,并着力通过对马克思国家学说及其实质的当代解析,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做出当代修构。基于现代国家社会体系构成要素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演变机制呈现出空前的复杂化和综合性。所以,研究马克思国家理论要在视界转换基础上,充分结合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有价值的理论批判思想,切实观照当代社会国家发展态势,充分发挥马克思国家理论在建设中国社会中的理论导向价值。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条性关系,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政治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超越于社会特殊利益集团,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目标而自主行事的性质。国家只有具备一定的相对自主性,才可能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第三种力量。国家自主性体现于国家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但是在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决定国家自主性程度的两个方面,即国家对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超越性和国家能力,由于这一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存在着弱化的可能,从而使国家自主性受到挑战,进而阻碍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完成。国家自主性对政治现代化而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因此,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立法明确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决策水平和创制水平,以维护国家之为国家的自主性。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国家自主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政治学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望取得突破。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的战略领导以及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等,使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基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有效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自主性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政策和制度执行两个层面。但近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成为国家能否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而必须应对的难题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自主性提升两方面入手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平衡,以隔离性和嵌入性为特征的治理式互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目标和状态。     

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近20多年来国家理论的复兴是政治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分析框架都已不足敷用 ,各种不同立场上的理论家正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国家作出新的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回应来自政治、理论立场上的责难 ,还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更好地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 ,都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现成的 ,而是解释学的 ,我们就既要努力阐发一个超出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又不能满足于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 ,而要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关于"国家"理论的几个问题--国家、意识形态与控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从理论上弄清楚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弄清楚国家如何利用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界和社会,控制人的意识等问题,具有非常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基础,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秦楚对立的文化分析

缘于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环境,秦人与楚人在民俗文化、政治文化、价值文化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文化差异表现出了强烈的相互抵触性,它不仅构成了战国时期秦楚对抗的深层根源,也是秦统一天下后,楚人对秦政感觉不适,在反秦斗争中充当了主力的主要原因。     

养国青铜器与养国历史考察

养国是周代的一个小诸侯国,它与江、黄等同为嬴姓,夏王朝以前主要在山东地区,后来逐渐向中原迁移,夏商时期主要活动在河南平顶山地区的汝水两岸,因养水、养陵而称为养氏。西周时南下淮河上游的桐柏地区建立养国,春秋前期归属于楚。养国贵族养由基在楚国为官,被封于今河南沈丘与安徽之间,称养邑。养国一直存在至春秋战国之际。考古发现的养国青铜器,不仅可以证实养国的族源、历史,同时也可以透视养国文化的特征。     

国家利益浅析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主体的国家所开展的一切国际活动 ,其目的只有一个 ,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可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 ,古希腊的城邦安全与维护思想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耕战思想、墨家的“兼相爱 ,交相利”思想、六国为了对抗秦国而实施的“合纵外交”等等都体现了国家利益问题。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问题是在 17世纪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后才逐渐得以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理论。 19世纪在英国主持政务和外交达 2 0年之久的帕默斯顿说过 :国家没有永久的朋友 ,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既有分离,也可相互渗透。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受到人们主观认识水平的影响、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的多层次性等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但国际关系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则有导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倾向。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