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农村工业化中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污染排放强度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1990-2011年江苏省13个地市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工业化中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污染排放强度效应与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工业污染排放量受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农村工业发展中污染排放存在显著地规模效应,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环境质量有显著负面影响。苏南、苏中与苏北区域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苏南的三种效应均低于苏中与苏北的三种效应。     

经济增长、FDI来源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为基础,考察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以及二者关系的影响,分解不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来源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利用1998—200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环境污染的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所考察的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的选择和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根据污染排放量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远大于根据污染排放强度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对大部分污染排放物不同的环境质量衡量指标而言,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虽然很小,但统计上还是有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不同的FDI来源对中国环境污染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大多数污染物而言,来自港澳台的FDI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来自其他国家的FDI则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没有明显的影响。     

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贸易开放视角

作为全球主要农产品进口国和出口国,我国在农业产值和农产品贸易额不断攀升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基于贸易开放视角,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讨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并采用山东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条件下,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与农业经济规模呈倒U型关系,目前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爬坡阶段,尚未跨越峰值;结构效应会增加污染排放强度,技术效应会减少污染排放强度;现阶段,环境管制效应会使污染排放强度上升,资源禀赋效应会使污染减少;所有效应中,规模效应的弹性系数最大。据此,应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在农业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主体功能布局,规范农业环境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     

“双碳”背景下FDI对东道国环境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双碳”背景下，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日趋紧迫。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其示范作用尤其明显。剖析FDI对东道国尤其是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效应，对吸引外资过程中实现“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江流域沿线10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素，基于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环境污染指标体系，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传导。就长江经济带而言，技术效应十分突出，在其作用下，长江流域的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改善。中国应该从战略角度参与国际碳边境调节税的制定，为经济增长争取更大空间。     

挤出还是溢出:FDI出口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规模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FDI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包括:FDI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影响是双向的,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基于竞争渠道所产生的出口溢出总体为负,基于信息渠道和示范渠道所产生的出口溢出效应总体为正;不同外向性程度的FDI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有明显差异。     

日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东部9省市数据的经验检验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外商很有可能把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使中国成为"污染产业的避难所"。通过对中国东部地区 9 省市实际利用日本直接投资额、对日本总出口值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环境污染指标之一) 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日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并没有出现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设中的证据,相反,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但是,产品出口能加剧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和污染。同时,目前的对外贸易在高污染产业中没有正的技术效应。尽管贸易增长对环境污染存在负规模效应,贸易对污染产生的正结构效应和正技术效应可能在其他产业中出现,但在高污染的钢铁产业中没有出现。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应当是: 其一,在高污染产业中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 其二,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谈判,对出口产品开征适当的污染税,共同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     

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产业差异及其政策调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和外资规模总量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产业分布格局和产业吸收能力差异可能对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我国1997-2012年省际数据,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FDI效应模型,在考虑地区差异情况下,比较分析了不同产业FDI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的社会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这一差异在区域发展水平和外资吸收能力不均衡背景下更为显著。为此,应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最优规模"的设计;注重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吸收能力的提高,防范"飞地经济"模式的形成;优化外资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收与利用,为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     

FDI与固定资产投资知识溢出效应对长江流域能源强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长江流域七省二市2000-2010年的数据,应用DEA方法计算其技术变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FDI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且进一步分析这种知识溢出效应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结论为:第一,长江流域FDI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东部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和纯技术效率上,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国内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东部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与纯技术效率上,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上.第三,FDI的知识溢出效应阻碍了东部发达地区能源强度下降,促进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能源强度的下降.第四,国内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不论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都能促进能源强度的下降,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FDI方面发展迅速,2002年中国以527亿美元的引资数额超过美国列世界首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进FDI国家之一。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超过450家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资。FDI是否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技术溢出效应等一直是各界争论颇多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现实情况出发,分析FDI产生技术溢出的传递途径,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FDI确实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DI的异质性与工资水平的空间溢出——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资水平的影响是评估外资进入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以2008—2018年中国258个地级市工资水平为切入点,从产业链位置的视角考察了外资异质性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外资促进了被投资地工资水平的提高,但空间影响效应随外资类型各异。基于外资位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位置,从外资项目类型来看,独资类FDI对工资水平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非独资类FDI对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从外资性质来看,鼓励类FDI均抬高了地理邻近地区的工资水平,允许类和限制类FDI对工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基本为负,这为我国研究制定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FDI不同进入模式角度的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模式是影响其对内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中国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独资FDI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为正,而非外商独资FDI数量的增加则会减少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原因在于非外商独资子公司从母公司获取的技术相对落后以及其对中国内资企业投资资源较强的“挤占”效应.因此,重视所引进FDI的技术水平以及适当降低中方投资者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组建中的出资比例对于充分利用FDI的出口溢出效应促进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FDI效应差异

从人力资本角度研究FDI在东道国效应发挥的问题,是目前FDI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仅仅以人力资本存量为基础的研究,不能完全揭示人力资本对FDI效应的影响。本文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活动结合的程度,考察了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对FDI效应的影响,认为我国应该协调两类人力资本结构(总体、企业)之间的矛盾,鼓励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同时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制约下的人力资本提高的负效应。     

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来自1987～2006中国省际面板的证据

长期以来,FDI在中国的增长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得到了较多关注,而理论界对其收入分配效应则关注较少.本文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果:(1)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FDI分布的产业及地域范围的逐步扩大,FDI对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影响呈倒U型;(2)FDI在中国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中国工业燃烧能源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经济发展迅速,然而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也导致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基于LMDI方法的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变化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均具有较大的累积贡献;经济发展效应远超过了能源结构效应;工业能源消耗强度因素表现为唯一的负效应。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够有效控制工业碳排放的持续增加。     

英国的FDI、贸易与企业利润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预测FDI的不同进入模式对东道国企业价格-成本盈余(Price-CostMar-gin,PCM)的影响,以及采用固定效应工具面板和经过聚类修正的有效广义矩等不同估计模型,对1991-2001年间的进口和FDI对英国制造业企业PCM竞争规制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绿地FDI对利润有负向影响,而并购FDI对利润的影响为正,即绿地FDI对PCM有规制效应,并购FDI会增加PCM。本文是第一篇使用企业数据并区分FDI不同类型进行此问题研究的论文。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文章以中国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根据2000～2008年的统计数据建立一个省际面板数据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模型,在模型中将FDI对输入地的影响区分为直接影响和技术外溢效应.分析表明:西部地区的FDI对内资企业有着积极的技术溢出效果,不过从直接影响来看,由于外资企业挤压了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对当地经济增长又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东道国特征与行业差异

文章运用来自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1991-2005年间流入中国的FDI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FDI规模和FDI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FDI的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政策、地理距离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东道国特征的制约.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程度最敏感,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最小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吸引更多的技术密集型FDI,进而可以提高我国吸引FDI的质量.     

中国污染综合排放的省际分布、动态排序及影响机制

由于污染物的"复合型"污染特征,文章从整体视角出发,围绕"用什么评价、怎样衡量"这条主线,构建中国省域污染排放综合评价体系。选取与工业生产和生活排放有关的污染物指标,采用基于时序动态视角的"改进的纵横向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方法,测度199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外)的整体污染排放状况,计算在截面和时间纬度均可比的污染排放指数,并进行动态排序;最后考虑到污染排放的动态累计效应,在动态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将改进的STIRPAT模型与EKC假说相结合,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类研究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东部省份依然是我国污染排放的重灾区,减排潜力大;(2)1991-2012年间,内蒙古污染排放排序"前跳"幅度最大,整体污染状况不断恶化;四川污染排放排序"后跳"幅度大,整体污染状况持续改善;(3)影响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因素存在差异。能源效率对污染排放负向影响最大,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和工业污染治理强度对污染排放有负向影响,重工业结构和禀赋结构对污染排放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减排、降碳政策。     

FDI与中国制造业的污染问题研究——基于制造业行业的经验分析

东道国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往往是外资进入的一个重要诱因。通过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行业的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引入的外资并没有集中在污染密集型行业。相反,外资的流入反而有利于改善制造业行业的污染结构。为此,中国应该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新能源、新技术及清洁型行业,继续扩大引资规模,充分发挥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外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吗?——基于广东的阶段性观察

目前,中国"中心一外围"经济活动转移过程中引发的空间污染转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依据广东污染排放普查数据构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利用2007~2014年的广东工业分区域面板数据,采用投入产出函数原理构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广东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由"中心"向"外围"的空间转移现象。但是,从其规模空间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来看,环境规制并不是导致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的主导因素,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行为与其他产业并无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