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汤寿潜与清末预备立宪

汤寿潜是晚清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立宪派,是绅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绅商名流参与其间,积极策动清延预备立宪,关注官制改革,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清末立究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的延误,汤寿潜对清廷渐生离意。武昌起义后,汤寿潜从权应变,由立宪走向共和。     

预备立宪公会拟订商法活动述论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影响最大的立宪派团体,人们对其在立宪请愿运动中的倡导和宣传作用比较熟悉,但对它发起拟订商法的活动却知之甚少。事实上,发起拟定商法是预备立宪公会所从事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在宣统元年(1909)的年例大会上,会长郑孝胥说明该会“现办之事业有四宗”,除出版有关立宪书籍、举办法政讲习所、发行《预备立宪公会报》     

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的政体选择

预备立宪时期,在一部分官僚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起初选择了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度政体,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向议会君主制政体转轨.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选择二元君主制政体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议会君主制政体尽管是西方长期以来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却很难说是最佳的政体选择.     

论清末立宪派与清政府关系的嬗变

立宪派作为清末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施曾起到过重大的推动作用,在预备立宪前期与清政府亦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最终归途依然是维护皇权,其宪政的制度设计和操作模式与立宪派的方案始终存在分歧和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分歧也日益扩大,矛盾越来越激化,导致双方关系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嬗变过程：合作——对抗——背离,最后以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初期转向革命,同革命派一起推翻清政府而结束。     

预备立宪失败与中国政治近代化受挫

预备立宪失败与中国政治近代化受挫党怀清，陈曼娜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的清末预备立宪是清朝统治者自身变革要求的体现，是对封建政体进行的调整与变革。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势力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分别提出了三套不同的政治近代化方案：清朝统治集团希...     

辛亥革命中上海立宪派的转变和对革命的贡献

上海绅商阶层多为立宪派,在清廷“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他们掀起宪政运动,三次派代表赴北京请愿。辛亥革命期间,立宪派认清了清廷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意图,对清延完全失望;这时上海的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积极争取,立宪派纷纷转入革命队伍。上海绅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了革命政权。上海绅商的表现是与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有联系的。历史证明,上海革命派积极策动、争取立宪派加入革命是正确的策略。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国内两个反清共和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演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各自组建了反清与共和的统一战线，其中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取得辛亥革命成果的必要条件和途径，两派合作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所谓辛亥革命，从广义上说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共同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运动，从狭义上说是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革命派创建共和国的功绩是通过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取得的，革命派丧失政权并遭到惨败就是其统一战线工作严重失误造成的，统一战线的成败决定了革命党政治斗争的成败。考察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作用，有利于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有利于研究中国的国情。立宪派与旧官僚、军官、士绅等旧派的广泛合作，打着“共和”旗号实行军事独裁和开明专制相结合的政治统治，决定了民国初年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立宪派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翻版和变种。     

晚清立宪派整体构建状况和群体特征分析——以1905-1911年江苏立宪派为中心的探讨

晚清立宪派作为改革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江苏立宪派则是立宪派的中坚力量,以其自身优势意图引领和把握立宪运动的走向和动态。文章通过考察江苏立宪派的地域特征、人员构成和来源背景可以看出,江苏立宪派群体得以构建主要源于地缘因素与经济基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经济条件及开明并保守的政治性格等三个主要特征也决定了其在晚清立宪运动中的政治心理与行为方式,从而使其作为一支重要的基层改革力量对晚清立宪运动的效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清末"预备立宪"新论

清末立宪,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末立宪存有许多不公正的认识,妨碍了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本文主要从清末"预备立宪"的种种改革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来重新评价清末立宪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近代中国“宪政”:一个煽情的伪命题

宪政的终极价值在于保障人权,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近代中国没有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清末立宪是要借宪政之名分,维系大清国的皇统;民国时期的宪政沦为革命家和军阀政客的工具。而且,无论从宪政的历史发端还是本土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来看,近代中国甚至根本没有宪政的客观需求,所谓的宪政,只不过是一个煽情的伪命题。     

在经验和理性之间——“新宪政论”述评

新宪政论通过对制度权力进行创新性探索,将政治制度的功能定位从传统宪政主义理想化的"有限政府目标"扩展到"设计制度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普遍的社会福利"等方面,将制度设计视为一个人人参与的长期的社会事业,充分肯定了人在制度安排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后,新宪政论为培养"公民美德"指出了新的方向.所有这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论近代中国宪政期成之争

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宪政作为舶来品于清末输入中国。自20世纪初梁启超率先揭示宪政的意涵并提出中国20年宪政期成的方案以来,宪政很快由民间话语转为官方话语,宪政之期成遂成为朝野纷争的焦点。清末、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均发布过宪政期成的路线图,朝野围绕这一议题的论辩与对抗从未停息。宪法是处常之法,而非处变之法。于处变之际立处常之法,不仅更具挑战性,且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离不开历史的积累。     

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

在清朝末年的立宪和革命运动中,存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统治者三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革命派所关注的民权主要是民族的平等权和生存权;立宪派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参政权;清政府所关注的是君主的大权不受损害,臣民的权利不过是君主大权的装饰品而已。     

论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核心理念

宪政社会主义学派是近几年在中国兴起的一个新政治法学学派,其核心理念是立足中国现实,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坚持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内涵宪法至上、公民为本、财富共有、改革开放四大原则,创造中国特色宪政社会主义学。宪政社会主义学派坚持走中国人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建设中国特色宪政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和宪政民主制度,限制执政者的权力,维护公民人权和公民权利,以宪治政,以宪治国。我们坚信中国特色宪政社会主义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有现实价值意义的正确价值路径选择,我们决心为创造中国特色宪政社会主义学而努力奋斗。     

马相伯宪政思想探析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晚清时期他积极参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与时俱进,力主实行民主共和制。马相伯对中国近代的宪政建设进行了思考,其宪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宪法中的制度设计要合理;其二,中国宜采用联邦制;其三,中国实施宪政的关键是实行民治。他的见解虽有局限性,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民治的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      

清末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战评析

清末为了寻求救国方案,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派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念有很大差异,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可谓是“殊途同归”。双方的争论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思想跳板,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