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下)

四、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各家的理解却有明显分歧,不同意见达七、八种之多。诸如: 1、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之间在采集-渔猎经济基础上的分工,或者说生产经济与攫取经济相分离,就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哈尼族神话传说中记载的人类第一次脑体劳动大分工

本文通过对哈尼族神话系统的分析，厘清了中国古史上一大命题“绝地天通”神话的文化本义，是宗教神职人员巫觋的职司化，亦即人类第一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分工的完成，反映在社会组织方面，即政教分离形态的出现。文章将这一文化变革分为三个阶段：一、人人为巫，人神杂糅，是为脑体劳动相混为一的阶段；二、人神交恶，天地绝通，是为脑体劳动分工的初级阶段；三、人神交通专职化，是为脑体劳动分工的深化阶段。这一系列过程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因而是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云南许多少数民族直至近现代仍在这一文化变革中。     

试论分工与劳动自由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从实证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分工理论,从而发掘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化和畸形,使得人被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马克思的目的则是实现个人的全面的发展,实现劳动的自由。     

孟轲的交换思想

<正> 孟轲的交换思想,是孟轲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国中期关于农工商关系,特别是如何对待工商业问题的百家争鸣中重要的一派观点。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同农业部落之间的分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工。分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商人阶级,商人从其他居民中分化出来,     

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条链:分工、交往与和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恩格斯则参与了这一伟大发现中许多重要的工作,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其中,分工、交往、和谐三个范畴的形成与演进以及这三个范畴之间内在的、辩证的统一,构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条链。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与现当代人类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分工"与"交往"是这个理论条链的重要两环,通过"分工"与"交往"又可以导出这个理论条链的另一重要环节——"和谐"。     

柏拉图分工理论简析

柏拉图认为，分工就是专业化，一个人专门从事某一行业。分工的原因在于，每个人既非兼才又非多才，只能做一件事情。他将社会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统治者主管政治，第二阶层武士主管军事，第三阶层生产者主管经济。生产者内部进行二级分工，如农夫、织匠、木匠等。马克思的分工论论述中多处引用柏拉图对分工的论述，对柏拉图的分工理论给予较高的评价，检讨了柏拉图分工理论的特点和得失，并提出柏拉图时代几乎不存在的第二类分工。     

论《孟子》里两类不同性质的井田制

一、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实行过井田制的土地制度研究井田制问题,首先得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实行过“井田制”的土地制度问题谈起。这是研究孟子井田思想实质的前提。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实行过名叫“井田制”的土地制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井田制在“古史中无明确记载”,“孟轲就是提出井田说的第一人”,“就连孔丘这个奴隶制复辟狂,也从无一语涉及井田”,“这完全证明井田制是孟轲头脑里的虚构”(严北溟《论孟轲的阶级属性》,《中国哲学史文集》140,14l页)。但有的研究     

解读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

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历代经济学家致力于解释的一个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该问题的经典解释起源于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按照这一思维线索,首先回顾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然后介绍卡尔.马克思(Kari Marx)对劳动分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最后在综述和比较的基础上作简要的评论,旨在通过重新解读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有更深入的理解。     

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键和最难解决的问题,近几年,威廉姆森、诺思等人开始探索交易成本内生的基础,使得这一困扰逐步得到解决。新的理论认为,制度的选择和演化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分工和协调问题,这种基于知识、学习和信念的理论给制度研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论形式逻辑的科学性——兼评金岳霖主妇的《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科学。但是,当前我国流行的一些形式逻辑著作,在科学性方面却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这是不能不引起我国逻辑学界严重注意的。这里说的科学性问题,包括两大方面:第一,是阐述逻辑理论本身方面的问题。在一些逻辑著作中,有的“逻辑概念”是混乱的,有的“逻辑命题”是错误的,有的“逻     

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向：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既要受到学术共同体思维进路的影响,更要受到社会变迁的制约。法律社会学孕育、成长于现代性的母体中,现代性是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内在理据。现代性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线性的历史时间意识,长久以来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理论传统的主导维度。全球化时代,时空体验的巨大转变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时间移到空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或全球性的转变,使得法律社会学的现代式的研究范式面临终结,新的研究范式(全球性的)需要建构,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正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     

乡村情缘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效应

乡村情缘是融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儒家文化为一体的一种民族精神 ,它在长期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社会互动模式。作为一种文化的民族精神 ,虽经历史的沧桑 ,至今仍对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笔者试图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行动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情缘对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效应问题     

论老子朴素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社会交替、各种制度全面变革的时期,春秋晚期更是处于这次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对立统一思想是春秋晚期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老子朴素唯物辩证法理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道德经》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哲学著作,具有浓厚的原始色彩。尽管如此,这种理论的产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规律是预成的吗?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 ,不少社会历史理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在社会规律是否是预成规律这个问题上又存在着分歧。以往的一些社会历史理论中都内涵着预成规律的思想。而唯物史观则坚持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 ,社会规律是人的活动规律的观点 ,从而否定了社会规律是外在于和先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规律的思想。文中还分析了几种将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解为预成规律的做法是错误的     

当代人作当代史:梁名超史学理论构建的现代意义

当代人作当代史是梁启超史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之所以倡导当代人作当代史出于两方面的学术关怀一是追求信史的理念.以当代人之优势把亲闻所见记录下来,有利于史料的丰厚储存.二是史学经世的意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以当代为主,着重研究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的效用.今天看来,他的理论与实践仍具久远的魅力,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伟大抗疫精神诠解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斗争中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具有坚实的唯物史观理据和丰厚的唯物史观意蕴：“生命至上”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举国同心”内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合力理论;“舍生忘死”既表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离不开必要的思想文化条件,也表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尊重科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要义和方法要求,反映了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命运与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展现。大力弘扬和践行伟大抗疫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     

重新认识和评论乌托邦思想

重新认识乌托邦思想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史及其各种社会潮流等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当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只有正确的认识乌托邦思想,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目前社会的走向。乌托邦思想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它的最大特点是世界性、群众性和历史的悠久性以及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性。这种同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美好的思想,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从哲学上讲,乌托邦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乌托邦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所谓的"革命的乌托邦"是对"乌托邦"含意的附加和曲解,其本质仍然是乌托邦思想。     

雇佣犯罪基本问题研究

雇佣犯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形式,近年来呈现出一种高发的势态,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而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关雇佣犯罪的基本问题,如雇佣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雇佣犯罪的停止形态问题以及雇佣犯罪中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等,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     

印度世俗化进程与贱民问题的解决

贱民制是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一部分。贱民解放的过程起始于殖民地时期。独立后,印度政府通过制定世俗主义宪法,实行保留制度,采取一系列扶贫措施,提高表列种姓教育水平和营造世俗主义的思想舆论环境等手段,着力消除这一社会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表列种姓自身的努力也推动了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     

论住宅权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因素

住宅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其产生的标志是《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在此之前,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萌芽、酝酿和发展,受到了多种社会经济生活因素的影响。“城市病”及其治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使西方社会在住宅权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进步。二战后。住宅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正在推进住宅权立法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