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内圣外王”还是“外王内圣”——评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兼论“西体中用”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意义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本文无意全面展开这一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阐明它的所对以及它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指出"内圣外王"是一个生命呈现的问题,展示了人类自身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情与理、圣与王、内与外、孟与荀等的关系问题也就只能在此生命呈现与历史过程中有其区分的意义,并随之而展示其自身.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本论文对于原先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将做一大逆转,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笔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语对比而言,当前的台湾已进至一以"人际性互动轴"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于传统血缘性纵贯轴的社会,而有"从'内圣'到'外王'"的结构,人际性互动轴的社会则为一"从'外王'到'内圣'"崭新可能.再者,笔者将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以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李侗:从“外王”通向“内圣”的引导者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李侗只是作为朱熹的老师而彰显于世,其实李侗在道南相传、内圣学说的理论建构,以及宋代理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上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李侗一生中担任三个主要角色,一是从洛学到闽学的传播者;二是价值论与认识论相互贯通的内圣思想构建者;三是从外王走向内圣的引导者。三个角色依次递进,从而把道德价值论和认识论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为朱子理学结构中的内圣和外王的相互贯通提供了理论准备,也把儒学的内圣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人生哲学的本质特征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新理学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其关于人生境界、理想人格的总概括，因而它构成了其人生哲学的本质特征。文章揭示了“极高明与道中庸”和新理学的最高人生境界──天地境界的内在一致性，论证了“极高明与道中庸”的统一过程即超越的过程，分析了作为其理想人格──内圣外工人格的特质及内在矛盾，并简明地指出了冯友兰人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     

从孔子到王莽——儒家外王理论在汉末的失败

本文以儒士群体在西汉追求理想政治的过程作视角,认为王莽所代表的是西汉士人的利益,就个人人格的发展和治国措施而言,王莽及其改制恰恰符合儒家的“内圣”和“外王”两个理论层次,由于儒学理论自身的痼疾,改制最终失败。改制的失败不仅是王莽个人的悲剧,也是西汉士人群体的共同悲剧。从孔子到王莽反映了儒学的提出、渐入世道到“全盘儒化”的历史进程。     

论艺术设计教学的设计“内”与设计“外”认识

文章立足于理性,将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学活动划分为设计"内"与设计"外"认识的两个阶段,注重强调认识在不同设计阶段内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同时,强调设计思维的发展性、变化性与延续运动的秩序规律.     

论“外王”之学在宋代向“内圣”之学的转化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其目的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内圣”与“外王”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天下的手段,本来以“仁”和“礼”的思想形式统一在孔子思想中。但是,秦汉以来,在地主阶级上升时期中,儒学中的“外王”一面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发展,使...     

从“话语”到“道说”——论海德格尔的语言观

海德格尔对语言的理解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已开始突破传统的语言观,把语言理解为"话语";后期海德格尔进一步发展了自己早期的语言观,把语言理解为"道说".他对语言的这两种理解,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也存在着重大差别,但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论麻山苗族《亚鲁王》遗续的“道—相—技—法”

日本、韩国以“无形文化财产”“人间珍宝”的命名方式,以特色的语言、特别的知识、特有的经验、特殊的智慧、特定的表述来归纳、建构、保护、传承本国的文化遗产。现实情境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遗续的“道—相—技—法”存在多种面向,“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续特点组成了“一体”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亚鲁文化作为麻山苗族人族群认同与维持族群边界的文化表现形式,从“道—相—技—法”多向度地融入麻山苗族民众的生活,形成了麻山苗族《亚鲁王》“生生遗续、代代相承”的遗续体系结构。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     

从老子到《管子》四篇:“道”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将老子"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由宇宙生成的客观化描述指向了心性化,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管子》四篇的心性论深深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中,"心"与"精"、"气"、"神",乃至于"道"是性质相同的。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贯通于道,于是个体的限制得到突破,人与天地万物即可成为一体。     

逻辑与科学哲学视野下的《道德经》与“道”——兼与焦国成先生商榷

道不是思维的内容,而是思维的形式。道可道非常道应该理解为:道是可足道的,而非普遍有效的,即道是类比(推理)这种思维形式。《道德经》的伟大贡献在于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就模糊领悟到思维的形式比其内容更为根本。它与其他先秦经典共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类比的思维特征,而导致中华文明更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强包容性和强融通性的传承优势。《道德经》虽然谈了许多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借用天地人生的深刻道理来谈道,也就是展示可以增加对这些深刻道理的理解和接受的类比方式。道是偶真的普遍思维形式,德是确定可靠性的具体思维内容。道德益彰,就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而彰显尽善尽美。名是具有不确定性定义的概念,作为概念的名在类推形式的道与思维内容的德之间架设了桥梁,由此,《道德经》成为人类文明源头之一的完整的不朽之作。     

“道美”：妙不可言?——论道教美学思想从《河上公章句》到《想尔注》的转变

河上公论及“道美”五个方面“道美”比任何感性形象美都高,“道美”既无形又难从一般审美中获得,“浮华”之文艺不符合“道美”精神,“情欲文饰”不但不符合“道美”且会害人害己妨政扰民,“道美”和“道”一样只具有无用之“用”,《想尔注》都做了更宗教化的阐述。“道美”思想从《河上公章句》到《想尔注》的转变,体现了道家美学思想到道教美学思想的过渡。     

从托尔斯泰的上帝观看其对老子“道”论的接受与误读

托尔斯泰虔诚地相信上帝,对老子之道非常推崇,他认为老子的＂道＂是指与通向上帝的＂道路＂,多次引用老子的道论印证自己的上帝观。托尔斯泰如此认识是因为二者存在相似性：＂上帝＂与＂道＂都具有本源性,＂上帝＂之意志和＂道＂之规律都具有必然性,＂上帝＂之门与悟＂道＂之路都依赖直觉排斥知识。但是,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思想是存在根本不同的,＂上帝＂是以＂爱＂为其内涵的人格神,＂道＂是以＂自然＂为其内涵的客观规律。托尔斯泰视二者为一,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关,也与老子在西方的传播特点有关。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老子对“道”的虚拟化命名与象征言说——兼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的诠释集中体现在对"道"的虚拟化命名和象征言说的特征之中,"道"只是"天地之始"的一个虚拟化命名,其本身并没有实体意义.老子对"道"的把握,是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在具象性象征言说中,使得本原呈现.老子的这种表达和言说方式正好代表了中国哲学独有的方法论意义,即在形式上是以语言(经籍)为主,但在实质上却借助语言(经籍),通过象征言说,最终达到对本原的体认和把握.     

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

宋朝在其统治的 32 0年间 ,不仅把社会生产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还实行“守内虚外”的治边政策 ,有效地维持了统治的长期稳定。但也造成了对外军事能力的软弱和对外交往的封闭保守。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 ,对发展与大理国的关系持消极的态度 ,既有其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原因 ,也是宋朝实行“守内虚外”治策的体现。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