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仁宣之治”

仁宗、宣宗两朝是明代的极盛时期,因而被史家赞为“仁宣之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仁宣之治”出现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一是仁宣两朝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注意关心民间疾苦,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是仁宣之治出现的根本原因。二是仁宣一反父祖的专制主义之风,广开言路,勇于纳谏,以及轻刑措,注意选拔重用人才,整肃吏治,打击贪官污吏是仁宣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三是坚决镇压打击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改善民族关系,正确处理对外事务,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一个安定的内外环境,则是仁宣之治出现的重要条件。     

略论顾佐与宣德朝都察院改革

顾佐是明代鼎盛时期仁宗、宣宗两朝的名臣，他多年执掌司法监察机关——都察院，为人刚正廉洁。面对永乐末年以来官场腐败的局面，他坚持不懈地对都察院属下的御史系统进行整肃，进而澄清其时官僚系统，使吏治为之一新。他的改革活动使宣德朝的都察院充分发挥职能，有效地抑制了官场贪污腐败现象，顾佐本人则为封建社会晚期盛世“仁宣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廉政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康政问题,一是吏治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二是吏治的效果和重大意义。隋文帝为了使隋代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实行了各种措施,力求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打击和防范相结合,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治理整顿,使隋代廉政大为加强,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政治形势,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开皇之治”这一盛世。     

略论明初“三杨”权势与“仁宣之治”

明初政治，从洪武、永乐到洪熙、宣德，经历了废宰相以集权到组内阁以辅政，严猛治世到宽疏治世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变化和调整。变化了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与之相应的人才需求，并且内阁制的形成为这种人才进入政治中枢提供了舞台，“三杨”以其特有的学识、治术适应了这种需求，渐成权势，安居阁位多年，对具有稳定平静治象的“仁宣之治”局面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三杨”与仁宣两帝的情感渊薮及其自身于宦海沉浮中形成的既干练有术又驯服不逆的政治人格，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三杨”与中枢政体之变种———内阁制及宽疏统治政策之间的双向选择，折射出明初政治统治的大致走向     

明宣宗法制建设述略

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法制建设方面,明宣宗朱瞻基完完全全遵照太祖“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在其短短十年在位期间(1426—1436)几乎无所作为。然而,依笔者所见,宣宗十年的法制实践,不仅巩固了洪武、永乐法制建设的成果,而且对明初的法制也作了诸多革新,比如使法制倾向儒家化,由前代的严急走向平稳等,实际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这一时期合理的法制环境才使得“仁宣之治”成为可能。     

明宣宗弊政及对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从秦律看秦“吏治”的特点

有秦一代，提倡“吏道”，重视“吏治”，把对官吏的管理提到重要地位。为了强化“吏治”，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推崇“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极力凭借法律武器，将官吏的各项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铨任用、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封建职官制度开始法律化，并收到了一定效果。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有叛民而无叛吏”①即是证叫。从现自秦法制史料看：秦统治者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形容案律“无孔不入”，绝非夸大其辞。秦始皇行韩非之说…     

论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

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它具有时代特色,更富于个人创造。它以“重刑治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虽行之一时,不能久远,可却耐人寻味。     

《后汉书》中所反映的吏治思想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的吏治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吏治表现为君臣共同治政，整顿吏治；后期则表现为士人为求得吏治清明，与当政集团展开坚决的斗争。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我国一些优良的吏治传统，如重民爱民、廉直公正、冒死诤谏、修身自省、选贤进能等吏治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既是对前代吏治思想的发展，也给东汉以后的吏治思想以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的宝贵资料。     

明代吏治制度探析

明代的吏治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明代重典治吏的手段上以及《大明律》表现出的重治朝臣的思想主张上得到反映,明初的立法思想在一些律学作品,如《明大诰》及王夫之的《噩梦》中也有所记载和论述。这些都体现了朱元璋的严法整饬吏治、重刑赃吏的思想。以史为鉴,明代治吏的某些做法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论蒲松龄的吏治思想

明末清初蒙古族伟大文学家蒲松龄,以诗文词赋著称于世,他的吏治思想渗透在他的各类著作中.本文就其吏治思想,作浅陋论述,以求教正.一、蒲松龄的吏治志向和吏治才能蒲松龄“少聪慧,才冠当时”,博学强记,过目成诵,“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一代文宗大师施愚山对他的文章大加称赏,批云:“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路大荒《蒲松龄     

左宗棠与甘肃吏治人才

左宗棠在西北期间,以选拔各级吏治人才为重点,对甘肃的吏治进行了集中整饬。他提出了具有创见的用人标准和治吏原则,并在实践中充分运用,培养和提拔了许多廉干官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甘肃官场的颓靡玩泄之风,给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朱高炽的历史地位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由于他在位不足一年，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永乐时期渡过的，因此他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地位往往为后人所忽略；但事实上，他是明朝前期继朱元漳和朱棣之后的重要统治者，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在永乐时期协助朱棣治理大明帝国，二是在洪熙时期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全面改变了永乐时期的开创性国策，结束了明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首创利国利民的“仁宣之治”，使明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新时期。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论明初吏治改革

历代皇朝一些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和政治家都很重视吏治。因为这是关系封建皇朝安危的根本问题。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总结元末政治腐朽,吏治败坏,导致元朝灭亡的教训,在治国中,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消除元时弊政,改革和加强吏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唐玄宗改革地方吏治

唐玄宗即位时孜孜矻矻,精勤于治,在吏治方面革故鼎新,兴利除弊。而改革地方吏治则是他整个吏治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加强吏治的一个中心环节,这对开元之治的形成无疑是有很大关系的。唐朝前期,重京官而轻外任几乎是历任皇帝吏治中的一大通病。究其根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地方官不如京官资望高,在仕进上不利于升迁,二是地方官不如京官俸禄多,在经济上不如京官待遇优厚;三是才能低下者才出任牧守,或犯有罪过的京官才贬谪到地方任职,于是便形成一种观念:任地方官的不是无能之辈即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可见,重京官而轻外任的弊端决不是无源无本的。     

清代奏折制产生及其作用新探

在封建专制社会,监督制约着吏治的清浊,但监督又取决于言路的开塞。所以言路关系着吏治。为整饬吏治,清康熙朝颇为注意广开言路。康熙帝说:国家“设立科道专为求言”①,以“振扬法纪”、“发奸除弊”,和“澄肃官方”②。他认为:“上之情无以达于下,下之情亦往往至于壅阏而难以自通,政治之衰率由此”③。为此康熙帝提出“以广开言路为国家第一要务”④。     

中国上古时代的精英之治

中国上古时代精英之治的概念就是"选贤与能"。"禅让制度"是精英之治实施的典范,对"帝"和"臣"的选举是"选贤与能"的运作方式和保障措施。上古时代以"选贤与能"为核心的精英之治,是中国吏治文化的基础内涵,是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渊薮。     

北魏反贪惩贪述评

北魏前期监察机构不健全，官爵无禄，虽法网严密，但仅靠运动式的突击巡行，使吏治不举，中期能建立正常的官吏考核、升迁制度，以俸养廉，又以严法治贪，树立御史台权威，提高其权力，敢于从亲近者正法，进行正面教育，故吏清政平，后期因统治阶级本行“宽以摄下”政策，皇权衰落，阶级、民族矛盾尖锐，权力交易网盛行，使得御史台不能正常行使职责，御史素质下降，甚至沦为权力斗争工具，终于世风日下，吏治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