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宁波市的数据,分析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社会、政策和技术视角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产生的根源,并建议从营造性别平等和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政府政策要注意“去性别化”和“去区域化”、稳步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方立法、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监控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战略选择及前景展望

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在生育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应该着重于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改造,通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机制,形成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远期战略和近期战略相结合的综合框架。     

生育文明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

解读文化与文明、生育文化与生育文明的概念,人们就会发现: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不文明生育文化及行为造成的。倡导生育文明、构建性别和谐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再思考

针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现象分析认为,在我国,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是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存在,深层次原因则是源于农村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国家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方面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由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制定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政策、加强相关法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借鉴他国成功经验等应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具体对策。     

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分别建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型,并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区)级单位数据,对出生性别比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发现:家庭规模和教育水平对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影响较大,而医疗、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对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影响显著,据此提出,降低出生性别比应采取加大现代生育观念的宣传力度、形成先进生育文化舆论环境、着力提高女性的文化程度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以及加强对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规范化管理等针对性措施。     

韩国女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在亚洲几个存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被公认为成功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范例。韩国出生性别比下降无疑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韩国各类女性公民社会组织为提高女性地位、形成全社会关爱女性的氛围和淡化性别偏好观念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尤其不能忽视。韩国女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经验,对于在出生性别比问题上正苦苦寻觅有效治理路径和笺略的中国暑一种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与少数民族生育和性别文化——贵州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及出生性别比的人类学解释

经济文化类型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它回答的是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问题。少数民族生活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传统生育性别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都较高,本文以贵州为例,借助人类学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少数民族生育行为,传统性别文化的历史根源以及现实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     

出生性别比升高与妇女社会边缘化的关联性思考

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因此,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其关键是要真正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大力形成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逐步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考察了中国性别偏好及其产生机制,讨论了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社会经济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并对中国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成效不明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中国歧视性的性别偏好是制度构建的产物,性别偏好、社会政策供给不足、生育数量限制等使性别偏好提前显露出来,并借助于性别选择提前实现性别偏好成为可能,从而促使了中国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球化、文化传播、观念转变等,使得出生性别比回归自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中国出生性别比拐点已经来临。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背后内涵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生育政策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不同地区关于生育数量的不同规定间接地影响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未来生育政策作出选择,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施加影响,从而达到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目的。     

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思考

目前,我国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由此带来性犯罪现象增加、婚姻挤压、拜金主义思想等各种社会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和妇女地位的不平等外,还有科技手段的滥用。应该树立先进的社会性别意识,禁止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低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

自 8 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明显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与担心。文章分析了低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 ,并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婚姻后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和预测 ,从而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与认识。     

性别偏好与政策博弈: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时空变迁分析

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现象存在着明显的规律,从时间与空间演变过程分析,认为影响广东省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文化与民众对人口政策的博弈.文章最后提出,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控制人口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高龄老人1910-1969年间出生子女性别比的研究

文章描述性地分析了一组被访高龄老人的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子女的胎次排列与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关系。主要分析结果说明,出生于这组高龄老人的子女的性别比明显高于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上限;低胎次的婴儿性别比高于高胎次的婴儿性别比;出生婴儿性别比受来自不同育龄妇女年龄组的生育数量的一定影响。     

黔东南性别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与预测

黔东南州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民族自治地区,出生性别比长期、普遍、高度的失衡已经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造成一定影响。虽然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并自2004年起开展了系列治理活动,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并未因之而有所遏制。本文希望通过对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计算,以及预测失衡导致该州未来男女人口规模和适龄结婚人口规模差异,使人们对失衡状况与未来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为进一步治理提供参考素材。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桂北地区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调查报告

课题组选择桂林所属的8个县(区)的7个乡、21个村、1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调查表明:多生孩子已不再是育龄妇女生育的目标,对孩子的质量和男性偏好要求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主要表现在二孩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单是经济问题和养老问题,主要是人们的观念问题,一些政策法规的导向也是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之一。     

人权与性别平等

人权与性别平等有着内在联系。性别平等就是人权问题，而人权只有把性别平等纳入其目标，才是真正普遍的人权。妇女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不应仅仅视为是妇女问题，而是普遍人权的内在要求，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议题。     

家庭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微观人口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从微观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有女无儿家庭的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决策的影响机制,认为: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家庭地位偏低、家庭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活动以及基于农业生产的传统消费模式等均影响了家庭层面出生性别比的上升。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家庭经济类型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将对在家庭层面维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