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至德与至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对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德福一致"思想的鼻祖,他用中道原则调和古希腊学者的看法,创立了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规范。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基点是至善;另一方面,他从功能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实现依靠至德活动,由此确定了幸福是一种为了其自身的完善与自足的现实活动。在这一幸福知识的建筑顶层,至善、至德与至福既是人的终极目的,对现实人活得好、做得好又具有异曲同工的价值。     

中道与法则: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德性思想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性思想均受到传统理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康德则把德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其中并不排除情感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即对中间性的命中;康德则认为,德性须敬重法则,即出于法则并合乎法则。从中道到法则的过程表现出两者在德性观上的差异:两种德性标准分别为相对与绝对,即中道的相对性与法则的绝对性;两种德性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复数与单数,即亚里士多德的复数德性与康德基于复数德性基础上的唯一法则形式。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及其德育启示

<正>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的观念中,德性始终跟幸福与至善是相追随的。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得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做合乎德性的行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不断的完善     

“德福一致”从天国到人间的复归——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

康德认为,人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至善",以德配享幸福的德福一致;由于德在自由王国,福在自然王国,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鸿沟,这种德福一致只能实现于彼岸、未来世界,不可能在此岸、现实世界中实现。正是现实社会中的德福分裂,即面对自然界人们只是追求满足物欲的幸福,导致了人类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做到有道德地开发利用自然界,以德配享幸福。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是弥合康德制造的现实世界中德福分裂的鸿沟,实现德福一致。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以德福观为视角

西方伦理学史上对道德形而上学多有论述，并成为康德伦理学的理论资源。以德福观为视角探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需要明确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纯粹形式的，道德与幸福一致是康德伦理学的理论旨归，而德福一致的至善则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具有一定理想性，但仍具很强的现实意义。     

康德至善论与康德伦理学

康德的"至善"通常被理解为"最高的善"和"完满的善",即德性及其与幸福的统一。但除此以外,这一概念还指"共同的善"和"最高的本源的善",前者指"伦理共同体",后者指上帝。四种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不仅形成了康德的至善论思想,而且构成了康德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系,反映了康德伦理学的主题及其逻辑发展。     

至善或意义？——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至善学说将幸福视作至善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配当幸福的概念将至善规定为德福一致。基于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及其伦理学对质料性的幸福原则的拒斥,康德将该至善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整全对象乃至道德的终极目的的做法面临着根本困难。在康德的后续著作,尤其是《判断力批判》的相关讨论中,康德论证至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等同的尝试亦未完全成功。但第三批判在目的论问题的视域中对世界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具有独立于至善概念的理论价值。基于对意义而非对幸福或至善的需要的终极目的概念,能够为世界性道德秩序即“道德世界”的可实现性的信念做最终辩护。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即中道,思辨活动是至上的幸福.他的幸福观启发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     

德性和幸福的伴随物: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

快乐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快乐主义主张快乐是至善,反快乐主义者提出快乐是恶,折中主义者认为即使快乐不是恶,也不会是至善。亚里士多德深入地讨论了快乐,提出了"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的快乐观。他以德性活动来观快乐,把快乐发展为德性现实活动的天生伴随物。以此为理论基石,从快乐与幸福,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上,就可以自然得出快乐也是幸福的伴随物的结论。     

剖析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新理路

亚里士多德没有完全接受前时代哲学家关于幸福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他创新性地研究了＂幸福的内涵＂、＂幸福的实现路径＂两个命题：幸福是至善、是完满的,并且是自足的,同时思辨是最大的幸福;幸福必须在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在城邦中才能获得。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阐述,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自己的幸福观,实现了对前时代幸福观的继承和超越。     

康德与荀子德福统一论伦理思想比较

康德的德福统一论源于对传统德性论的继承和对幸福论伦理思想的批判,有着充分的抽象性与宗教性特征。荀子的德福统一论则基于改善社会伦理秩序的现实需求,总体上具有现实性、工具性特点。     

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康德与孟子伦理思想之比较

在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上,康德和孟子都肯定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人格尊严.在道德与幸福的问题上,康德与孟子都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对立的,但是康德通过"至善"来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对立,而孟子坚持儒家重义轻利的伦理精神,在道德上并不肯定追求个人利益或幸福的行为,并未自觉反思道德与幸福何以能统一的问题.在理性与情感的问题上,康德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二分的义理架构,而孟子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合一的义理架构.康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并不同于孟子对道德法则的"愉悦感".     

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即是幸福,并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的幸福”;同时他还指出了人的现实的幸福是通过学习和努力可以得到的,但需要外在的善作辅佐,他强调中道原则在幸福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一致性。他的“幸福观”对于我们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价值。     

美德和幸福的统一何以可能——西方道德与幸福一致观念的理性反思

西方伦理学者关于德福一致的观点可以划分为内在一致论和外在相关论两种,"个人美德与物质幸福统一"之类观点属于内在一致论,而认为"道德是幸福实现的工具和必要条件"之类观点则应当属于外在一致论。把德性列为幸福的重要内容,将德性直接等同于幸福本身,这类观点可以简称为"内在同一论"或"直接统一论";外在相关论一般都认为道德是幸福实现的工具和必要条件,可以简称为关于美德与幸福统一观念中的"工具论"、"条件论"。无论是"直接统一论"或者说是"条件论"及其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经典性命题,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甚至说相当的合理性成分,并且对后来直至现代幸福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主要由于客观存在的历史背景方面的原因,致使它们在总体上都还存在着一定和明显的偏颇、缺陷或者说是硬伤,有必要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幸福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对西方伦理学德福一致观念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等进行深入分析和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