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城市外来人口就业中的社会排斥——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社会排斥"问题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最不和谐的现象之一.目前的"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相关联.而且更可能与就业相联系.在对武汉外来人口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消费排斥争工作福利拂斥两个层面,能力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工具性排斥的影响因素统计不显著.因此,消费排斥和工作福利排斥及其关联领域将是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反"社会排斥"的政策重点.     

中国大都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分析：以上海为例

在城市研究中,居住隔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同群体的聚居现象日益明显,如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往往倾向于在特定类型的居住地中聚居,与城市本地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居住隔离。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40%,本文聚焦于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在上海市的居住隔离模式。首先,外来人口沿着城市中心以环状分布,呈现出点状和簇状的聚集形态,并且近郊区的外来人口比远郊区要更加密集。其次,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也存在明显的聚居现象,如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华南地区的外来人口更容易居住在一起。最后,尝试进行相关机制的解释,并且希望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供证据与建议。     

政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民工社会距离研究的一个视角

政策意愿是指能够对政策或制度制定起重要影响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情感、思想观念、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主观因素,它是社会优势群体或阶层对制定新政策的观点和看法。实证分析发现,对城市政府制定政策改善农民工待遇表示支持的市民占据多数,表示反对的市民占据少数。年龄越大的市民越倾向于限制农民工,即年龄大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大于年龄小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移居城市时间越长的市民,越不愿意支持改善对农民工的待遇。支持或反对政策调整的行政干部会占一半。政策意愿与主观心理感受、交往行为有相关性。从北京市而言,大部分市民可能会对为改善群体关系、缩小社会距离而推行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表示理解和支持。     

城市户籍人口与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城市社会的主体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农业转移人口。这两类群体能否平等、和谐相处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本研究结合专项调查数据,以社会距离为主要关注对象,考察城市户籍人口与农业转移人口之间社会距离的大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的本地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距离。而年龄较大、女性、教育程度较低、非农业户口、有房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距离更大。据此,本文提出了缩小社会距离、缓和社会关系的对策与建议。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结构性制约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外来人口的实证研究

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正受到广泛的关注.本研究首次较全面地研究了外来人口的压力,精神健康情况.本研究从结构化理论视角审视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解读.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精神健康间关系乃是负相关关系,表明现存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行动者(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有着关联.而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外来人口的影响并未导致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程度的降低,乃归结于城市社会制度对外来人口的使动性作用,它促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进行再生产行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再生产行动,也是对城市社会制度制约性的一种社会回应,他们以赋予自身移民行动内在意义来弱化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其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和重构社会网络以重新配置城市社会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各种资源.     

找回失落的邻里温情：怀念弄堂里的邻居情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邻里之间以礼相待，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在当代城市，钢筋水泥墙、防盗门却疏远了邻里间的距离，邻居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冷淡，相邻多年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医治城市邻里间的“冷漠症”，构建和睦温馨、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值得关注。本期“找回失落的邻里温情”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探讨。     

群际交往、人际信任与社会距离——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7省13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以及人际信任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对改善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群际关系有不同的作用,亲密关系和同事关系的交往有助于缩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而邻里关系对社会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人际信任度越高,交往频率对社会距离的影响越大。这表明群际交往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相互合作、制度支持和亲密关系等客观条件,还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态度。     

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空间交互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77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产业集聚式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而且在城市之间表现出交互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SLM模型和SEM模型,使用Moran's I指数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检验,对中国27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金融产业集聚现象表现出明显的交互影响,一个城市的职工工资水平和人均GDP对金融业集聚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这两个因素不仅显著影响本城市的金融业集聚发展,也影响到邻近城市的金融业集聚程度。因此,相邻城市之间应该加强金融合作,金融企业应提高职工工资水平,非金融类企业要加强与金融企业的资金合作,居民应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投资,最终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发展。     

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公平性研究——以深圳为例

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年底,我国城市人口总数已超过农村人口总数,城市化水平超过了50％.由于收入水平差距额不断拉大,我国社会的各种制度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在医疗保障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问题受到社会的拷问.深圳走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前线,其各项社会制度也最为健全,可以说深圳农民工医疗保险与城市原住人口医疗保险之间的差距代表着中国整体的现状.研究深圳的状况,有利于对中国医疗保障的差异性作出完整的分析.因此,本文以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深圳为突破口,浅析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就业特征与职住分离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内部的居住——就业之间的空间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北京市居民总体通勤时间较长,职住分离现象显著.居民的就业特征对职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不同职业类型和职位就业者在通勤距离及通勤时间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性,从事工业企业的就业者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均最大,而从事商业餐饮类的就业者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平均通勤时间均最小;同时,单位性质对就业者的通勤距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却不显著.其中外资独资企业就业者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最长,而私人企业就业者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最短.不同就业特征人群的通勤满意度不同,对职住分离主观评价差异显著.商业餐饮和公务员这两类就业者对通勤时间的满意度较高,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演艺界的就业者的通勤满意度较低.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绿色消费的影响,检验环境关心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绿色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关心都对城镇居民的绿色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关心越强,其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环境关心这一间接路径正向作用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因此,增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其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推动绿色消费。     

农村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通过对193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试图探讨农村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大学生的主观支持度较高,但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较低;人际信任中等;主要采用解决问题、求助的积极应对方式.农村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与其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相关显著,社会支持越多,人际信任越低,农村大学生越倾向于采取解决问题和求助的积极应对方式.     

中心市场偏离度、交易参与度与贫困程度

与中心市场的经济距离较远,交易参与度很低,几乎是贫困人口的共同特征,而不论他们生活在偏远山区还是中心城市。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人口因素决定论、自然条件决定论、制度因素决定论等很难解释勤劳与贫困并存,以及在相同自然条件和制度环境下贫富差距巨大的现实景象。贫困问题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随着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中心市场的规模扩张和辐射范围延伸,竞争和信用必然加速财富在地理和人口上的集中,导致与中心市场的时空距离越远的部分偏远地区发展越滞后,进入中心市场的经济门槛提高。部分偏远地区的居民,甚至部分身居中心市场的居民,与中心市场的经济距离越远,交易参与度越低,贫困程度越深。市场排斥没有交易能力的人,也会挤出失去交易能力的人。在中心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远离中心市场的人们,如果不积极寻求交易机会,克服交易障碍,提高交易能力和交易参与度,就会"被财富遗忘"陷入生活贫困。要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同时,政府和社会需要帮助那些被"市场排斥"或"挤出"的劳动人口进入市场,并给予那些缺乏劳动能力和基本生存条件的深度贫困人口必要的人道救济。     

靖江市社区“睦邻工程”的三个看点

为拉近社区居民彼此间的距离，改善冷漠疏远的邻里关系，促进社区居民特别是以拆迁安置区和农民集中居住区为主体的新型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积极打遣和谐的社区环境，江苏省靖江市在全面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     

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

论文描述了广州市外来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指出新老城区和郊区的外来人口在职业、家庭和住房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对其分布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形成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聚集的深层次原因是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本地人口的职业流动和城市内部空间流动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的最直接因素.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和旧城改造,可能对今后外来人口空间分布产生新的影响.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