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进与大国兴衰——兼论中国崛起的产业演进背景

国家在历史上的兴衰是与产业的演进密切相关的。古埃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地域文明在农业革命中崛起;在工业革命中英国迅速崛起;欧洲、美国、日本也在工业化演进中发达起来。由于工业危机的来临,中国已不可能建成发达的工业化强国;当前新工业革命正在全球兴起,这给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外交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社会、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社会化和国际社会问题政治化、权力政治和权利政治共存竞争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要求中国的外交必须从外交取向、目标、原则、策略、心态、身份、重点、难点等诸方面,着力处理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关两国之间的崛起和反崛起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     

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大国关系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是与日俱增。不过,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以美国为主的许多西方国家都对中国的迅速发展表现出了担忧,特别是"中国威胁论"又沉渣泛起。当几乎大多数国家以及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中美将重蹈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却在一直努力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摆脱传统的大国关系,避免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固有冲突与对抗。     

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评估(1990—2013年)

综合国力就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综合的、实际的能力,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中国与美国在过去20多年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间,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力基础。通过选择可量化、可比较、可检验的指标,计算1990年至2013年间中国和美国八大类国家战略资源以及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可对中美关系两国综合实力作出评估。计算结果显示,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并与世界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中国要把握崛起的历史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赢得战略优势和主动,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富民目标",综合国力再迈上一个新台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另外,中国在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方面仍然有很大空间、很大潜力。当然我们也应承认,中国在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指标方面,同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不能承受的大国之重——对20世纪苏联崛起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思考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经济实力在20-30年代实现了迅速恢复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苏联提供了重要战略契机,苏联模式在东欧的推广、以核武器为重要支撑的军事力量的增强,为苏联赢得了与美国同等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由于苏联崛起战略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实施过程缺乏有效应对与纠错,加之与美国争霸过程中战略目标的日益偏离与逆转,结果,不仅崛起未能成功实现,存续近70年的苏维埃联盟也归于瓦解。新的历史时期,汲取苏联崛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国应该在目标、模式等方面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与选择

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朝野热烈的争辩．遏制派与接触派在4个问题上（中国是可以遏制的还是不可遏制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与世界是不是构成威胁、美中两国是否存在共同利益，中国走向民主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展开了辩论．克林顿政府适应时代潮流，面对现实，选择了接触派的主张，形成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但也继承了70年代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目前，美中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开始构建，克林顿政府准备在6个方面同中国接触与合作．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崛起

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突出的社会现象。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美国新中产阶级崛起的首要因素;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新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创造了条件;美国妇女广泛就业也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美国新中产阶级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

21世纪前期,世界基本格局仍将是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价值规范与规则体系方面占有显著优势,而其他力量少有、甚或没有可能形成足够团结有力、足够持久紧张的制衡陈线,世界基本潮流则仍将由多极化、全球化、国家政治民主化和国际规范正义化构成,而后面这三大趋势与上述优势密切并联.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中国必须具备下述外交哲学和可以称为"搭车"和"超越"的世纪性大战略中国既应当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正常"国家,又应当是其中的一个创新型国家;顺应世界潮流,广泛参与国际体制,尽可能迅速学会先进的技术、管理、政治运作、思想文化和国际行为方式;在有所防范、有所斗争的同时,与美国及其西方共同体形成总的协调关系,与之发展出足够多的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机制;积极参与创设、培育和形成国际安全体制,尤其是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安全体制,以便使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能够是更加安全的中国.美国方面存在的有助于推动它同崛起的中国长期协调共处的因素,连同世界政治中一个头等重要的事态--大国间全面战争已很少可能甚或极难想象,使中国能够实行这样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并取得成功.中国需要具有宏大的远见,坚韧不拔地朝着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世界强国目标迈进.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其发展与走向对世界有着深刻而实质性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可以和平相处吗?学术界对此争论不已.本文从国际社会环境的变迁出发,在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的基础上,论证了世界和平共处历史趋势,进而指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具全球性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战略结盟关系,而是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的重大问题上,进行广泛、深入、长期合作的关系.     

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理想，信息化社会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世界上普遍认为，哪个国家信息化程度越高，科技发展就越快，经济竞争力就越强。因此，自１９９３年９月美国克林顿政府率先推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以来，世界各国尤其工业发达国家，纷纷起而仿效，于是形成了１９９４年席卷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热潮。但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全球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已广泛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本文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些社会问题及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对策，从而指出，只要正视问题和正确的解决问题，就能在信息时代创造光辉的未来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在三大国际组织中的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美国充当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主要国际组织的高级裁判的缘由提供给中国创建和谐世界的启迪主要有：中国要把握与美国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一重要环节,加强与美国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合作,要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处理与三大国际组织的关系,要致力于创建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要致力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东南亚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

本文主要分析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安全利益 ,双方在该地区安全关系的特点和影响 ,两国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安全合作的前景 ,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国应该通过深化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扩大与美国在东南亚问题上的交流与沟通、增强自身实力和影响来促进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 ,开展多边安全合作 ,以形成一种相对和谐和稳定的安全关系     

国际森林问题、FLEGT及其未来走向

当前国际森林问题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森林主权、传统知识、现代科技与资金3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立场受其国内选民意愿和森林资源禀赋的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因人均GDP、资源禀赋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利诱,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代表的能力和理解力相关。欧盟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和自愿合作伙伴协议行动,否决了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分化了发展中国家,并有可能导致联合国森林论坛在2015年后解体。中国应加强智库建设,加强国际森林问题的研究,尽快制订国际森林问题战略并付诸实施,以在森林议题上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利益。     

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认知——以国会研究处报告和民意调查为中心的分析

20世纪末以来,美国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及中国在东南亚迅速增长的软实力.美国精英和公众对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的认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软实力的认知,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和递减效应.从美国认知这一"他者"的角度,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中国应客观评估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认知,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美国可能的政策反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 ——基于物流绩效指数(LPI)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的便利性受各国之间物流协作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LPI）,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沿线东南亚9个国家的物流绩效指数,利用Matlab分析工具的K means聚类分析法、SPSS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物流绩效水平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较高,东南亚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与中国差异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海关效率低等问题影响着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物流协作效率;为了改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跨境物流协作中存在的短板,建议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云南、广西等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省份的对外经济合作与开放,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确保投资资金及时到位,设立自由贸易区来提高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构建物流大数据信息平台和智能交通系统等,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跨境物流环境。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看美日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

作为美日在远东地区政治经济交汇点的东南亚地区 ,从“经济奇迹”到“金融危机” ,与美日等大国在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战略不无关系。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有其既得利益 ,同时也对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在东南亚危机中不负责任的态度 ,加强了东南亚国家对其已有的不信任感。危机的发生为美国在该地区施加更大的政治经济影响提供了条件。因此 ,美日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重新整合     

冷战氛围下的日本经济复苏

二战后初期,美国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潜力,对日本实施惩罚式的赔款政策。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的扩大使美国将促进日本经济复苏与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相结合,立足于将日本打造成亚洲的经济堡垒,促成了东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使日本得以进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经济圈。朝鲜战争以及朝鲜战争后美国的冷战思维为日本带来了大量特需订单,保证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中国卷入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探析——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冷战思维因素研究系列文章之一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本应能够防止卷入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相互依存性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日益增强,客观上造成了美国经济问题会传递性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社会的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经济结构与管理上都存在着不完善性,加上资本主义国家把国内危机向国际转移,使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乘虚而入地侵害中国经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危机的原因,而是受害者。     

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潮流,其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但是,由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延伸,所以,社会主义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独特历史使命则是采取相应对策,在维护本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同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全球化取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