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使辽与历法改革

苏颂使辽 ,遇到宋辽历法“冬至日”相差一天的问题。他明知辽历为优 ,但为了维护国家尊严 ,运用历法知识 ,说服了辽人 ,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苏颂回宋以后 ,受任校订历法 ,创制“水运仪象台”,绘制《新仪象法要》,为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苏颂的文学成就

宋代苏颂(1020—1101年)的主要成就是在科技方面。他领导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撰著的《新仪象法要》,组织编绘的《本草图经》,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在这些方面的贞献,造福其后的历代人民。但从收入《苏魏公文集》的诗、序、札,乃至制文、奏议、墓志中,可以看出苏颂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颇深的。由于家庭的熏陶,幼年早慧,苏颂卓有诗才。其诗歌作品可与其《文集》中其他文字及其传记对读。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问题,对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苏颂,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反映其仕途变迁、平日交游、两度使辽时期的诗作,都是他生活履历生动形象的写照。如《感事述怀五言一百韵》是     

苏颂政治生涯中的几个问题

苏颂(公元1020——1101年)字子容,福建同安人,是北宋杰出的学者、科学家,他首创“水运仪象台”——现代天文钟的雏型。著有《新仪象法要》、《本草图经》等,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方面的问题,已有许多专门著述。但纵观苏颂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政治活动。从公元1042年登进士起,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在地方和中央为官近六十年,担任过州县郡守、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刑部尚     

南怀仁所著《仪象图》部分内容的西方来源

耶稣会士南怀仁于1674年完成了《新制灵台仪象志》。该书卷十五和卷十六合为《仪象图》,进一步描绘新制天文仪器及其制造技术,并说明了有关力学之“理”。将《仪象图》与若干欧洲书籍、传教士与中国人编译的书进行比较,认为南怀仁至少临摹或改造了第谷、斯台文、拉梅里、贝松、宗卡、邓玉函和王徵等人的部分技术图和力学示意图。     

宋代“天文院”考

宋代的天文事业十分发达。在天象观测、星图的绘制和天象仪器的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如以记录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恒星观测而闻名于世的“苏州天文图”,驰誉世界的至和三年(1054)对超新星的观测,北宋苏颂等人所制造的、被国际天文学界推为天文钟祖先的“水运仪象台”,都堪称为世界之冠。这一些,自然是与宋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天文机构分不开的。然而,我们对宋代“天文院”的设置情况,了解得还不够。比如,反映在有的著作上,单知道宋代有天文院,而不清楚有两个天文院。《梦溪笔谈校证》一书,引用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的一段原文,校证者对这段引文标点如下:     

论苏颂的性格与政治态度

<正> 一九八八年是北宋著名天文学家苏颂首创水运仪象台九百周年。九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天文史所、医学史所、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及吉林大学古籍所在苏颂的故里福建省同安县联合召开了纪念苏颂学术讨论会,为研究这位在国内尚未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科学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苏颂科学活动与学术思想探究

一苏颂(1020—1101年),北宋福建同安人。由于家学熏陶,苏颂自小对天文学很有兴趣,经常观察天象和探讨测天器械。北宋景祐2年(1035年),时苏颂16岁,在其父苏绅的督促下,曾写成《夏正建寅赋》,其中运用了不少天文历法知识,颇得苏绅及学界长辈赏识。苏绅当时即预言苏颂将来“当以博学知名也”。苏颂19岁时作《斗为天之喉舌赋》,23岁时作《历者天地之大纪赋》,都与天文学内容有关。熙宁10年(1077年),宋神宗任命苏颂为贺辽主生辰使,这年冬天,他到达辽国,还与该国君臣就天文历法进行紧张的答辩,他的学术见解赢得宋、辽双方的一     

《石林燕语》所记苏颂事迹辑略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北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宋人叶梦得撰写的《石林燕语》(以下简称《燕语》),对这位政治家同时又是天文学家和诗人的苏颂十分重视。《燕语》中所涉苏颂事迹的记录,有23条之多,这是我们研究苏颂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本文兹就《燕语》所记并参之以《宋史》等对苏颂其人,略作介绍。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苏颂的人品

今年是我国宋代科学家苏颂创制水运仪象台九百周年。检阅有关史料,不仅对其卓越的科学成就表示赞叹,而且对其高尚的人品由衷景仰。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南安(今福建泉州一带)人,因父葬徒居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一带),二十三岁考中了进士,直到八十二岁去世为止,其中除因写书辞官三、四年外,共在官场度过了五十余年。起初,他做过宿州(今安徽宿县)观察推官,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县、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推官等副职,由于他处事精审,为政清廉,颇得欧     

关于中国古代定量制图学的新史料

依靠对大地和地图确立直角坐标网来绘制地图,一向被看作是古代中国定量制图学的传统。李约瑟甚至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欧洲在十四和十五世纪之所以能在制图学方面有所前进,不仅与阿拉伯人研究了托勒密的制图学有关,而且也与定量制图学或多或少地从中国传到了西方有关。”但直到1583年第一幅欧洲近代地图进入中国大陆为止,人们公认的有文字记载或实物证明的确采用了矩形网格坐标的地图唯有三幅:一、1136年上石的、作者佚名的《禹迹图》;二、1320年由朱思本绘制成的《舆地图》;三、1555年由罗洪先增补《舆地图》而刊出的《广舆图》。     

苏颂与宋辽关系

北宋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政治家苏颂(1020—1101),一生从政58年,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重臣。32岁入仕,任宿州观察使,73岁升任宰相,81岁拜太子太保。先后任职于地方和中央,多次担任外交官。其人政绩,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曾这样称赞:“赵郡苏公,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在科技方面的成就,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苏颂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我国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为《苏颂与〈本草图经〉研究》一书题词赞誉苏颂:“探根源,究终始,治学求实求精,编本草,合象仪,公诚首创。远权宠,荐贤能,从政持平持稳;集人才,讲科技,功颂千秋。”庄添全先生纵横评价苏颂:“既是一位名臣贤相,又是一个在多个领域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外交家和外交史学家。他不愧是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奇才、骄子。”     

浅论鲁迅的《狂人日记》

一九一八年五月,作者第一次署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狂人日记》的主旨不在于写下层人物之受迫害,而是要借着主人公之口抨击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所以,这篇小说具有巨大的批判力量,起到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之作用。当时在《新青年》     

现代小品文盛衰刍论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小品文曾作为白话文学的一个品类最先取得成功,并居于领衔地位达十几年之久。二十年代初发轫,至三十年代中期出现“小品文年”,其间名家辈出,佳作迭现,堪称小品文的黄金时代。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思想内容上与时代思潮紧密契合,艺术形式亦高度精湛完美,实乃文学发展史上的奇迹。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在总结开拓时期的新文学时,莫不称举小品文的成就。二二年三月胡适在为《申报》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首先肯定小品散文成功的意义——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二八年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里,     

史书体裁试探——《中国近代史记》的新体例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治史体裁之多,堪称世界第一,诸如纪传、编年、本末、通鉴、纲目、会要、典志、方志、表等等,不胜枚举。但总而言之,可归纳为三体:编年体、纪传体、本末体。每种体裁都有其特殊的功用和成就。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其成就之大者如《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分列纪、传、表、志等。纪“包举大端”,传“委曲细事”,表“谱列年爵”,志“总括遗漏”。其成就之大者如《史记》、《汉书》。本末体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论新《刑法》的立法精神

应用比较法学理论,论述了新《刑法》的两大突出成就即“刑法三项基本原则”和“单位犯罪”的规定,指出新《刑法》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保护社会功能和保障人权功能并重。把握其立法精神是实施新《刑法》的关键。     

论《史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整一性

一部辉煌《史记》,既名列于“二十四史”之首,又饮誉于中国古典文学之林,鲁迅谓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精当地揭示了这种奇妙的两栖性。作为史书,只能“叙述已发生的事”(亚里斯多德《诗学》),不容想象和虚构,因而受到极严格的限制,诚如金圣叹所云:“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读第五才子书法》)。即使如此,《史记》却仍以巨大的艺术成就无可怀疑地跨入了文学圣殿,至今魁力犹存,个中奥秘值得探索。我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司马迁深谙艺术辩证法,在“不虚美、不隐恶”,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通过对史料的精心选择,恰当概括和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创造了     

《典论·论文》浅说

在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中,曹丕虽不失为一位重要作家;但就诗歌创作而论,成就却并不突出。他的作为“七言之祖”的《燕歌行》,格调清拔,有“古今无两”之誉,不愧为名作。但这样的诗毕竟只是极少数。在他传世的以乐府歌行为主的四十多首诗(包括残篇)中,四言如《短歌行》、《善哉行》二首(“上山采薇”、“有美一人”)、《丹霞蔽日行》等,虽粗具有父“古直”之体,却少“悲凉之句”。五言如《折杨柳行》(“西山一     

美即崇高——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对美的认识

<正> 作为千古奇文,《报任安书》是当之无愧的。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以为《史记》的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都是绝高的。而清代学者吴楚材评《报任安书》云:“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②又以为《报任安书》取得了与《离骚》同样高的艺术成就。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