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关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塑造（英文）

在政府各类文件中,理顺关系往往与机构改革、转变职能放在一起表述。不理解关系及关系的理顺,就无法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理顺关系包括四个维度: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经济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其理顺路径可以归纳为分开、保留与延迟。一方面,这三条路径的相互抵牾,影响了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并使其在闭合和开放中寻求平衡。另一方面,理顺关系的路径行程,根源又在于中国国家治理同时并存的总体性诉求和现代性诉求。可以说,理顺关系再塑了中国国家治理特质。在持续不断的理顺中,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些重要要素也发生了关键变化。从理顺关系角度而言,未来对更大系统的"关系"的开放性吸纳,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至关重要。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甘肃法治政府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甘肃法治政府建设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短板,要树立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从突出基层依法行政发力、健全依法行政责任制度、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实效、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将甘肃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切实发挥法治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先导、示范和支撑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顶层设计对国家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改革的开始,也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下提出的新命题,更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通过制度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党的建设制度。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使制度发挥管党治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不断适应新情况、新问题,顺应时代变化,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使之更加适用、更加管用。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内高级干部复合型角色论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内高级干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导群体。为此,高级干部需要承担起四类角色:一是在个人与未来的理念层面上做先进理论的信仰者;二是在个人与中央的体系层面上做中央权威的维护者;三是在个人与工作的方法层面上做新鲜知识的学习者;四是在个人与权力的观念层面上做优良作风的示范者。注重以干部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级干部相关论述的显著特征作用,其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文化精神及其路向

现代国家治理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国家治理不能疏离于文化,必须彰显文化精神,体现民族价值情趣。“文化”介入国家治理能有效规避人治和法治的诸多弊端,需要在继承中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创新中展布现代文化精神,在对接中开辟后现代文化路径,在引领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行政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普京主义”

乌克兰局部事件和俄罗斯地缘版图的碎片化,引起学者们再度关注普京政府的主权式民主和普京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中,具有主权式民主色彩的"普京主义",以适应渐进改革的可控性作为现实基础,发展出强调主权独立与动态政治过程的主权性特征,体现在文化价值、政府—社会互动以及经济政策等多个方面。普京主义的治国理念孕育在普京及其政府启动的主权式民主治理举措之中,将强有力的国家决策权威作为发展目标,关注民生和创新型经济,同时离不开军事潜力与外交、经济手段的并重,宣扬一种突出宗教价值和道德基础的新思想。     

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风险应对

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全新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人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深刻改变，推动人类社会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样态，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促使人类的活动场域日益突破传统的社会空间，走向以数据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使人类社会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文化娱乐，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到政府治理都在经历急剧的转型，而这又恰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时期相重合。以此为背景，数字技术引发的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国家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支撑，但我们也必须对新科技所蕴含的潜在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提前应对。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背景下政府主导型治理探讨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我国着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关键性作用。文章以政府主导型治理为中心,在分析政府自身、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问题基础上,试图探寻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     

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结构变革的战略思考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的重要部分,中国新的一轮行政改革已启动。这次行政改革,提出了“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的基本原则,从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政府机构两个方面推进。这将成为继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又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行政改革。中国的行政改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作过四次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The Foundation of Big Data-based National Governance

A nation’s rise or fall hinges, to some extent, upon its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or NGQ, is a quantitative indicator measuring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a country in quotient form. Its value is the ratio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o national governance costs, and its nature is that of an amalga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deas and techniques quant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figures. It is advanced because its inner core lies in logic and computation, and it is scientific because it is guaranteed by technology platform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he formulation of NGQ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a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xperiential or experimental governance to quantitative, scientific governance, and it thus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s well as being used to provide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NGQ can also be used as a measurement standard and key symbol for 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by 2020. Furthermore, it can be used to compile a World NGQ Report with the aim of taking hold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discourse, as well as to compile China local NGQ reports to improve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准确深入地探讨国家治理的概念内涵,将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建设事业同步进行,不仅是我国克服社会转型发展问题的必然路径选择,更是我们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与反思改革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凝炼我国社会的公共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论述的规则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为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规则遵循。规则意识指向方面,应以规则意识取代丛林意识,尊重和维护合理规则的权威地位,按规则办事。规则判断指向方面,应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安排的滞后性,也要承认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续的现实必要性。规则意涵指向方面,应强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平等化、规则民主化和规则法治化,完善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并存格局。规则作为指向方面,应扩大规则的国际参与度与认同度,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规则指向视角审视和把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具体意涵,为新时代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打造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理论启示。     

全球治理：结构与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这一术语开始广泛传播,然而无论是其价值诉求还是政治主张都面临着太多争议。本文对全球治理的结构、过程、合法性和原动力进行理论总结,并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和机制进行了相关分析。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原动力在于适当地赋予非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合法性,以及普通公民对普遍价值和世界主义的学习能力。     

Ethnic Phobias in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most recent (July 1996) monitoring studies conducted by VTsIOM [the 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hich included measures of the ethnic attitudes and national orientations of the Russian population, indicate that mass ethnic phobias or frustrations, as well as traumatic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the loss of the country's former great-power statu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and the Soviet way of life in general have already peaked' (Table 1). Indices of ethnic hostility have dropp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eceding year (1995), in some respects reaching the level of 1993, or even the still earlier and lower threshold values determined in 1989-90.     

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科学命题和政治课题,再次向世人展现了我们党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