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势论解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定势》一章以论"势",但对"定势"的理解,自来意见纷争。"定势"即为确定文章谋篇布局之术,势具有方法、技巧的含义。势是一个游荡于气、神、韵与形、象、辞两个层面的概念,刘勰在《定势》篇中谨慎地回避了"气"这一层面,将势纳入术的范畴,而后世论文势则更多地标举作为美学风格的"气势",这正是势论一直争讼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定而不定的“势”——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的现象学解读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定势》篇中的“势”具有非现成性、在直接对作品的体验中被当场构成、境域化生成等三个方面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中并没有给灵动不居的“势”抽象出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在避虚就实地探讨决定“势”形成的语境。他的势论阐述了“情”、“体”与“势”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势”境域化生成的特点。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     

《文心雕龙》与印度《舞论》之比较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前无古人的巨著,<舞论>则是印度梵语诗学的经典之作.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家,但两书在创作背景、相关问题的讨论及其体例上均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是比较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对<文心雕龙>与<舞论>的比较,我们既要促进中印文论的互证、互释、互补,更要善于发掘本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以纠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坛失语之偏,并探索建设新的文论话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船山诗学的“势”论

船山从美学高度上论“势” ,以“意中之神理”对“势”作了明确的界定 :“势”乃主客浑融的境界中自然流露出的独特的意趣和神思 ,且与“趣”、“韵”、“致”等近 ,现代美学范畴有一定的联系。“势”的生动性、含蓄性、自然性、动态性等特征又拓展了其内涵。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王夫之诗论中的“势”论

势是中国文论特有的范畴,王夫之在其著作中反复论及,细致地阐述了它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它的特征,生动地揭示了取势的原则,从而将中国抒情诗的秘密"逗漏已尽"。根据上下语境,势可以分为文本之势、创作之势、主体之势等。分析具体文本,势又呈现出生动性、蕴藉性、自然性等美学特征。如果结合生活经验,则可使抽象的势具体可感,更好地把握取势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原则。     

“势”的概念与主体价值——崔瑗《草书势》研究

东汉崔瑗的《草书势》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开篇.本文对它的内容、结构、观点、文本模式、思想缝隙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对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势”进行了深入辨析.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形神”观与“气韵”论比较研究

"形神"与"气韵"是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核心范畴,二者能够高度概括中国古代绘画之美学精神及特征。由于二者均缘起于人物画,早期阶段均为人物画创作的美学要求,故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若加以认真比较,可发现"气韵"论的美学内涵较之"形神"观要更加丰富,下文将对二者进行深入探讨。     

《文心雕龙·知音》篇的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理论

对于《文心雕龙·知音》篇的理论性质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有认为是批评论,有认为是鉴赏论,也有认为是批评鉴赏论。然而,当借鉴西方的接受美学的理论来反观这一篇的时候,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有价值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同时,刘勰也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不同于西方理论的接受美学的观点。本文通过对《知音》篇的理论内涵的描述和分析,从以下五个方面：审美接受主体的条件、审美接受主体的趣味差异、审美接受的本性和方法、审美接受与审美创作的互动性、审美接受的价值,展示了中国古代的接受美学理论。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是文学家创作时情感的变化轨迹、强弱程度等因素对文学作品中音节、意象、意脉、意群等各级结构单位的组织安排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势表现为声势、语势、句势、文势等几种形态。随势结构而来的优秀作品,往往体现出四个重要的审美特性:整体性,运动性,节奏性,含蓄性。而追溯“势”的发生之源,又和古代文学创作中“兴”的传统有着重要的联系。     

《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新释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首在阐明“自然之道”为人文本源,是文化本体;其次,他论文叙质,主张“文不灭质、质文相待、文质代变”;第三,他割情析采,倡导为情造文,批判为文造情;第四,他强调为人为文应存“真宰”。     

兵器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有以运用兵器喻写作文章的方式,这是因为关于战争的语言和思维影响了文学理论的表述。首先,人们借锋刃之利论文章创作中的删改之功;其次,人们借矢机之势论文章整体蕴含的力量感和运动感;最后,人们借兵器的战斗属性论文学领域中的二元对立和统一现象。在《文心雕龙》中存在着大量以兵器表述文论的现象,这折射出战争经验对文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渗透,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用语,极大拓展了文论的言说空间。     

中华文化“春来风景异”——用《文心雕龙》六观法析范仲淹《渔家傲》

在我国面临庞大的“文化赤字”的情势下，我们要重视以《文心雕龙》为高峰为重镇的中国文学理论。用《文心雕龙》的“六观法”对范仲淹的《渔家傲》进行研究，可以打破中国传统文论“不重分析没有体系”的迷思（myth）。     

《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

《宗经》篇提出"体有六义"说,多数人都认为这里的"体"只是指文章,而不是指"文体"。这是一种误解。"体有六义"的"体"是包含了体裁、体要、体貌三层面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心点是讲"为文之用心"。圣人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道"体现于"为文"中,这就要研读他们所著的所编撰修订的"五经"——《易》、《书》、《礼》、《诗》、《春秋》——了,因为"五经"是为文的榜样。"五经"内容如同鼎之三足,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的修养,学习"五经"可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体有六义"中的"体"包含体裁、体要和体貌。刘勰提出"体要"是针对词赋家的"为情而造文"所导致的"文体解散",解决之道,就是要学习"五经"的文体。"体有六义"中的"六义",指涉"五经"的"体要"和"体貌"。刘勰把"五经"中的体要和体貌及其关系作了具体的阐述,强调的是文体创造中情与辞、华与实的有机结合。     

王夫之“邹元标论”所体现之士气观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更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遭廷杖远谪,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间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独认为邹元标之再立朝为士气沮,君臣道丧之表现,本文试从王夫之此论试析其＂士气＂观。     

《文心雕龙·神思》中“神与物游”之“游”试析

“神与物游”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精论要语。刘勰的“神与物游”之“游”涵盖并发挥了“游”字的原始义及诸多引申义 ,并深得前人“游心”的妙处 ,发展了庄子的释定 ,把它作为一个文艺范畴的概念来理解和运用 ,将“神与物游”这一主旨自然而牢固地贯穿《神思》全篇 ,同时也展示了其自身特有的灵活而丰富的旨趣     

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体”与“变”

“文之枢纽”为《文心雕龙》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刘勰“论文”之枢纽,也即进行文学批评和文术指导的原则性纲领.其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文学创作的“体”与“变”.刘勰主张“宗经”、“辨骚”,实际上是将二者视为“体”与“变”的两个文学源头,后者甚至可以视为《文心雕龙》最深刻的论说动力所在,由此建立了一种凸显文学史意识与文学经典意识的“经——骚”文论体系.     

《辨骚》和《文心雕龙》枢纽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枢纽论有五篇论文：《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辨骚》。《辨骚》是从文学的语言表现和写作方法上指导写作的总论。既然作为文学总论,《辨骚》就不可能和《诠赋》一起置于文体论中,让读者面对一体而二论莫知所以,所以刘勰自己把《辨骚》放在枢纽论中是没有错的,不管是从论文思想还是从行文条贯上都是毫不含糊的。     

梁漱溟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宪政之"势"与"理"思想是梁漱溟从"势"与"理"的视角探索解决宪政问题而形成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势"与"理"思想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的渊源。宪政之"势"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基于特定原因而"相互要约"的情形与态势;宪政之"理"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对"要约"形式与内容的"共同了解"并"信守奉行"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宪政之"势"与"理"的关系是:"势"与"理"统一、"势"成"理"、"理"成"势"。梁漱溟以"势"与"理"思想分析中国宪政,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宪政不能走西方之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对当今中国宪政发展、宪政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