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禅思与诗意的邂逅——评刘艳芬博士新著《佛教与六朝诗学》

佛教从异域来到中国,通过与中土文化相遇、撞击、融合,对其他文化形态形成了深邃、细腻而又绵长的渗透,影响着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的国度里,诗歌作为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同阳光一般洒落在历史长廊的每一个角落。由此,佛教与诗学就必然产生交集,从而禅中有诗,诗中有禅。由于各自所具有的丰厚内涵,     

佛教文化影响视阈下六朝诗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新近读到济南大学教师刘艳芬博士的新著《佛教与六朝诗学》,感觉这是一部揭示佛教和中国诗学相互影响渗透关系隐秘的难得佳作。《佛教与六朝诗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全书23万字。该书针对佛教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断代研究较少、专题研究较少、文艺学研究视点较少的实际情况选题,从文艺学角度着手,分主体研究、意象研究和范畴研究三个专题,对佛教与六朝诗学关系展开系统分析和深入探析,将佛教与中国诗学关系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中国古典诗学范畴的人本构建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体系可分为"物本"与"人本"两大系统,二者根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二元论。两汉魏晋时期,随着人物品鉴风气的盛行,人之美学成为流行的美学风尚,于是诗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逐渐褪去物本哲学的色彩,更多地展示出人本哲学的特征。古典诗学范畴的人本构建模式,主要围绕着人的形体、感官和精神三大类属展开,形成了一系列互相包容、前后联结并具有丰富内涵意蕴和外延价值的范畴序列。这种建立在人体"小宇宙"基础上去体验、比拟、推论、演化自然大宇宙的思维模式,不仅使得诗学审美范畴的建立具有家族性、连绵性和表现性,也确立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博大深邃的象征思维和诗性智慧。     

佛教莲花意象及其在六朝诗赋中的意义嬗变

莲花作为佛教的代表性意象,突出了佛的神圣、佛性的净洁和佛法的灵异,这种类型化的意象特征与魏晋流行的佛教般若学一起,共同影响了诗赋莲花意象内涵的类型化和单一性;随着诗学和佛教的不断发展,南朝诗赋中的莲花意象受到涅榘佛性论的影响而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性的审美特征。佛教对六朝诗学莲花意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是佛教的影响,使莲花进入到中国诗人的审美视域;也是佛教的影响,改变了莲花意象的意蕴承继关系,展现出全新的文化面貌。     

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体验性与诗意性为特质的文化,生命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艺术则被视为对宇宙生命精神的诗性呈现,倡导从生命精神的维度去弘扬艺术精神。而建基于艺术活动之上的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就必然折射着古人对宇宙生命和自身生命精神的诗意性及多维度的认知、体验、表达和升华,具有泛生命化的特征。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能够深刻阐明古代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如何以生命体验作为自身活动的出发点,以理性的提升和审美境界性升华凸显文艺的精神价值与天地之生命精神的深切契合。     

庾信诗歌批评——杨慎建构六朝诗学的典型个案

作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以其“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以及“绮艳清新”的诗风成为杨慎论述六朝诗学观的典型个案。杨慎在前七子宗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诗学思潮中对庾信诗歌亲睐有加,倡导“尊唐”而不可“卑六代”,从诗歌声律、诗歌内容的承接和发展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多方面建构六朝诗学观,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诗歌史地位提高到了新的水准,显示出杨慎六朝诗学独特的理论价值。     

近十年（2000-2009）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研究述评

六朝佛教与文学批评研究在20世纪虽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范围相对狭窄,专业的研究学者也相对较少。进入21世纪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开始呈现新的格局,不仅专业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研究内容也已突破旧的格局,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趋势必将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丽诗学范畴初探

朝鲜高丽时期的诗学范畴基本上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但这种承袭决不是原封不动的抄袭,而是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自我的诗学创造性地"调和"在一起。从根本上讲,高丽诗学范畴的样态与中国古典诗学大体一致,也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气"、艺术学意义上的"象"及哲学意义上的"道(风流)"所构成的三维动态的人文结构体系中展开与演绎的。三者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运动,就幻化出高丽诗学范畴的不同样态。     

从三个诗学命题看苏东坡文论的佛教背景

从苏轼“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随物赋形”“物无陋者”这三个诗学命题可以看出,苏轼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厚的佛教背景。佛教的基本观念、认识论,尤其是禅的本质、不可言说性、判断标准、认知和观照方式以及佛经中对丑怪事象的描写乃至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等多个方面都对苏东坡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是苏轼诗学观既深刻而又极具个性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及思想理路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视阈中提出了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中心论题,并从性别与性别权力关系、时空与女性文化时空、叙事与性别叙事、传统与女性文学传统四个方面阐释了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和思想理路。     

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韵”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韵”审美特征的探讨,三是对“韵”的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韵”的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简论中西诗学中心范畴的确立和延伸

在比较诗学领域中 ,对不同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中心范畴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本文深入探讨了中西诗学中“道”与“逻各斯”这一对支撑性范畴 ,从其确立和延伸的方式论及其文化内含。作者认为比较研究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对中心范畴进行深入探讨而非表层的比附     

“悟”与宋代诗学——禅宗与中国古代诗学之一

禅宗主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 ,是由感知、理性、情感诸种心理因素 (机制 )积极参与的 (互相融合、彼此渗透 )、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直觉感受 (心理现象 ) ,与艺术和审美活动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并且进入宋代诗学 ,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宗使中国古代诗学由先秦之观、魏晋之味、唐代之境发展到宋代之悟 ,由此中国古代诗学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海德格尔“世界”范畴的逻辑演变

世界范畴在海德格尔整个思想中有其逐渐演变的一个过程,而海德格尔也正是通过论述用具对世界的揭示,艺术对世界的解蔽,物对世界的聚集和现代技术对世界的促逼等四个方面展现了这一逻辑演变,从而显示世界这一范畴在其思想中的重要作用。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