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道总督建置考

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理河务的重要政府环节。清政府承继明代河务系统并加以完善。河道总督是治河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理黄运两河事务,尤其是保障运河河道安危、维持漕运畅通。清代河道总督建置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治河效率。清中后期,河政日益混乱,加之黄河铜瓦厢改道,至光绪年间,河道总督最终被裁撤。     

清末直隶总督与外籍教习

清朝末年在编练新军,建新学堂,派游学,聘请外籍教习的改革活动中,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和袁世凯,积极聘用英、德、日等国的教习,在这一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使他们聘用外籍教习的工作和外籍教习在直隶省的活动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色。     

清代河道总督的综合治理功能

清代河道总督的主要职责是治河,但其在地方的综合治理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立足未稳的初期和内忧外患的晚期尤为重要。清代河道总督的综合治理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治安、催赶漕船、祭天敬神、设仓济民、会审案狱等方面     

清代祠祭河道总督类型研究

有清一代,河道总督在死后受到祠祭的现象相当普遍.清代一百三十二位①河道总督中,死后受到祠祭的就有近三分之一.其祠祭类型更是复杂多样,大体有五种:河神;贤良祠;名宦祠;专祠;地方报功祠.厘清河道总督在后世受到祠祭的各种类型,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河道总督这一行政群体的研究.     

论末代直隶总督陈夔龙

目前对于晚清遗老的研究还不为学界所关注,特别是对于晚清遗老陈夔龙的研究更是稀少.利用现有的史料,对于晚清著名遗老陈夔龙,从其生平、得意的宦海生涯以及其思想作一分析,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陈夔龙.     

晚清时期的直隶总督

消朝的直隶，其地域拱卫京师，政治地理因素非常重要。从晚清直隶总督的任用情况看，实际履职施政且有一定影响的大员多为满、蒙贵族。     

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农田水利事业

清末新政时期,直隶的农田水利事业较受重视。通过修建众多渠井工程,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农田水利事业有所发展。这必将对直隶地区农业生产产生积极影响。     

曾国藩总督直隶与莲池新风的开启

曾国藩晚岁出任直隶总督近两载,在文教方面取得不朽成就。当预感到生命将尽、清廷大厦将倾之际,他仍然以儒者的大胸襟、大担当,为生民立命,勉力以桐城之学教化一方,以期收大效于方来。当他把桐城之学带给这块朴陋土地时,他同时带来了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和对不可逆转的中外大势的洞见,带来了他所钩沉并作新解的豪侠之风。他把这一切糅合起来,去重铸以莲池为中心的直隶士子的灵魂,莲池新风由此开启。经过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拓展及其后继者的坚守、倡扬,桐城派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支脉:莲池派。此派绵延近百年,相承历六代,其成员主要任职于教育界、政界、新闻界,有姓名可考者约四百人,有文学成果者不下百人。此派是晚清民国学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莲池学者群体以自己的实绩,参与了对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塑造。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迁进路径考论

督抚制度是清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抚作为文官,行省总督的迁进路径必然符合文官迁进路径规律的一般特点,总督群体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文官制度下的官僚系统中的其它群体一样,经历相同或相似的迁进路径.但是,陕甘总督的满洲缺又决定了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遵循文官迁进路径一般性的同时,体现出旗人迁进路径的特殊性,笔帖式和侍卫为主要进身路径和文武易途而进成为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的主要特点.     

清代两江总督的经济收入及其启示

两江总督的经济收入分为俸禄和养廉银两部分,前者非常低微,不足以维持生计;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在实施过程中,这一群体的收入数额常常因个人的因素差异颇大。两江总督的经济收入问题,折射出清代地方吏治和社会治乱情况,能为我们今天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论晚清湖北的水利纠纷

湖北省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使其农田水利问题异常突出,本文从水利纠纷视角入手对晚清时期湖北的农田水利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认为晚清时期湖北水利纠纷不能有效得到解决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水利工程和水利建设,影响到中国的农业生产,而官督民修这种传统水利兴修工程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关于水利建设方面的建议,这对于当今中国的水利建设或许有启示和帮助。     

新政期间袁世凯对直隶吏治的整顿

190 1— 190 7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针对当时直隶吏治极端混乱和腐败的现状,采取过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与整顿。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派遣官员出国学习和考察,设立官员培训机构,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惩治腐败等内容。袁世凯对吏治的治理整顿,是清末直隶新政举办成功的重要保障和条件。      

论清初定都及其历史意蕴

从赫图阿拉到北京的都城运动对于清王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时空跨越和历史转折。定都北京,使清王朝势力由关外一隅迅速推向全国,由一个地方政权迅速变成统一国家的统治者。由满洲之君变成了华夏诸民族的皇帝。定都北京是中国都城发展的向心运动。符合中国古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对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北京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使北京在民族大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清朝都城以京师为根本、以“三山五园”为补充、以避暑山庄为“行在”、以盛京为后院。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都城发展格局。     

论清代水利立法思想

清代水利立法继承了历代水利立法的成就,又有所创新,体现了以下特点:重视水利及水利立法工作;水利立法体现了对大江大河综合治理的要求;在水利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上,既明确职责范围,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水利立法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精神;水利立法专制主义思想浓厚。     

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

借助光绪《江西通志》所载清代中期江西分县户口数据与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江西分府户口数据进行对勘 ,依据判别文献所载户口数据真伪之若干原则 ,并加以修正 ,复原乾隆四十一年 ( 1776年 )及道光元年 ( 182 1年 )江西分府人口。应用的户口数据判别原则和修正数据的方法可以为其他地区类似的工作提供借鉴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清初河工腐败问题研究

清初河工腐败问题已经存在,给物料采办、夫役管理、工程建设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腐败问题的出现与清朝制度设计的缺陷、皇帝对腐败问题的宽纵、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严惩贪官、严密立法来进行治理,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     

清初统治者民族心理探求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经采取过很多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最早的就是“剔发易服”政策,并且曾经停止一段时间后又推行则更为残酷,原因何在?本文将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以全新的角度探讨清初统治者之所以残酷地推行此政策的原因和它对汉族人民的巨大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清初的一些历史。     

清代湖南商贸问题浅析

清代湖南商贸有三个基本的表现形式:转口、过境与市肆,由此形成了湘潭、郴州、岳阳、常德等几个商品集散中心。明代以降的经济发展,是形成这种贸易与特征的社会背景。这种商贸一方面满足了清代湖南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需要,一定程度活跃了城乡经济,催生了一批市镇,在西南边境经济与内地经济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商贸的发展又是单一的,带有政府强制性的行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基本上为外省之人,本省之贾亦或难见方志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