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

生育率变动的规模效应将长期存在 ;生育率变动的年龄结构效应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 波动中逐渐收敛 ,最终趋于消逝 ,不如规模效应存续时间那么久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始终兼顾规模 和结构两种效应。我国未来人口老化的加深、人口高'红利'的消失、人口高'负债'的形成 ,是以往和现在 多个时期、多个阶段、多种因素促成的。就生育率而言 ,它包括以往过高的生育率 ,也包括后来较低的生 育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各地区共同的任务应该是创造条件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     

从少数民族生育率看停止从严控制人口政策的急迫性

在我国,少数民族(广西壮族除外)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通过分析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发现,大多数民族的实际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受生育障碍和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宽松的人口政策能有效降低出生性别比。要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也提高生育率。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向

20世纪末 ,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在对“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发展特征进行论述的基础上 ,分析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并对该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建议     

人口转变、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战略思考——兼评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在梳理人口学领域重要的宏观人口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以及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人口现象——长期持续低生育率现象,讨论现代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对认识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借鉴意义,纠正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几个错误认识,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一些建议,即在充分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以平稳发展为目标制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     

人口流动的经济增长收敛效应实证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以Barro和Sala-i-Martin的收敛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面板模型探讨了甘肃省人口流动对其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研究显示:2004-2009年,甘肃经济增长呈收敛趋势,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具有积极影响:不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甘肃经济增长以每年4.18%的速度趋向稳态水平,半程收敛时间为17年;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后,省内各市州经济增长以5.69%的速度相互趋同,半程收敛时间缩短为12年,说明人口流动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     

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问题——以宝鸡市为例

针对当前出现的各级财政投入虽逐年加大而计划生育经费依然短缺、保障乏力的问题,结合宝鸡市实际分析认为,经费来源渠道改变、计生工作成本增加以及财政投入增幅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效应评估——以山东省为例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以山东省为例,尝试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效应进行定量评估的结果发现:目前阶段,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各地级市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影响效应较小;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金和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发展有-0.24个单位的负效应,而老年人口消费支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0.77个单位的正效应,由此可见,当前阶段人口老龄化不会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但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减速效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其经济负效应将会越来越明显,这就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将会逐渐降低.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国人口观的演进与转变

在人口问题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大国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将进入痛苦的人口负债和还债时代。中国亟需重建被破坏的生育伦理观和生育文化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重塑大国人口战略观,构建生育友好型可持续社会。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性、包容性、友善性、鼓励性、前瞻性、发展性的人口政策体系应成为改革的根本取向。科学的人口治理根本上有赖于繁荣和发展本土的人口科学。     

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计划生育执行的政策学分析——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为视角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从政策制定、实施到政策评估的整个过程完整地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周期性，对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切入点众多，贵州大学的崔静从人权的角度解读了计划生育的宪政必要性；吉林大学的李东在博士论文中认为计划生育是对生育权的限制；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分析角度的差异必然产生不同的解读。笔者认为将计划生育的解读纳入政策分析的框架中既符合学理逻辑，也具有现实意义。     

人口结构定理和计划生育模型——兼论“世代更替水平”的误区

根据“人口结构定理”设计“百年计划生育计算模型”,可以按照设定的生育指标,测算并获得长达两百年的多项人口数据,包括出生率、出生人口、总人口、抚育比和“曾-祖-父-子”四代的人口结构等重要指标,这些数据可以为计划生育的管理提供指导依据。从计算中同时发现,学术界普遍将“两胎”简单地等同于“世代更替水平”,从而理解为人口“零增长”,这实际是一个误区。因为“两胎”指标的人口仍然在不断上升。研究同时还发现,根据目前中国的人12／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零增长”对应的生育率,不是2．0而是0．7～0．8,二者相差甚远。     

以创新精神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须以创新精神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要从顺应加入WTO的新形势、推进依法管理、提升地区综合竞争力的战略高度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要在目标、措施、力度等方面用新标尺规范并促进人口与计生工作;要按照新思路开展建立新机制、依法行政等方面的新探索。     

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的新成果——评《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

汤兆云博士的《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一书是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的新成果,该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论证充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欠发达地区完善和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践与思考——以连云港市为例

在总结连云港市构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完善和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面临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这类地区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可采取如下途径: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上求突破;在完善法定奖励制度上求深化;在优生优惠政策上求完善;在扶持救助政策上求拓展;在强化制度保障上求实效.     

对城市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以绍兴市越城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成为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剖析社区人口计生工作存在的困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措施.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人口红利与家庭幸福感——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完善

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施行以来,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宏观层面,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低生育率既开启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老龄化的过快发展将带来人口红利消失等一系列经济风险;微观层面,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失独家庭、中年空巢等新的社会现象,影响家庭幸福感。计划生育政策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做好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准备是我们政策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