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关系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个人叙事——赵树理小说重新解读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开拓者,并且被定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并把他的小说看成是"政治宣传"小说的典型。在强调他的作品中对现实歌颂性、宣传性的同时,对他小说中的批评性、否定性的方面给予淡化和遮蔽。本文认为赵树理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与革命话语相切合,本质上小说却保持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理性批评的风格。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农村叙事与现代革命的疏离

通过分析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形态的不断演变,充分地解读赵树理40年代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规范之间的矛盾与成因,旨在说明作家的文学现代性探索与时代意识之间的差异。     

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及意识形态焦虑——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阅读显现着批评话语的暧昧,其原因是二十世纪语境内始终存在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文化冲突。蒋光慈革命小说本文中现代革命符码与革命者的欲望———结构关系,隐喻着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现代革命通过叙述者的置换使其在政治与性本文内的叙事真实化,但本文内许多话语的裂痕暴露了现代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焦虑的双重性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宗教思维模式

民间宗教是赵树理生活经验中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他的创作借助民间宗教思维模式弥补了启蒙与民众之间的裂缝。由于民间宗教思维模式与正处在实施阶段的“革命”要求之间的重合,赵树理的尝试得到了“革命”的强大支持。而在对待苦难、判断权威、组织方式方面它们又存在差异,因此当“革命”开始叙述其成功经验时,赵树理的小说便受到了冷落。     

论《松雪斋文集》中仕元心理的文学呈现方式

《松雪斋文集》是赵孟頫入元后的心灵记录.他应征出仕,颇有用世之志,骤受恩遇,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参政意识,然而宦海浮沉,感慨良多.赵孟頫对自己出仕的叙述有着"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追忆中的自我美化和强化,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而他对仕元生涯的慨叹,则由钦羡逸民与自述本志、有意用世与渴望归隐两种叙述框架交织而成,其心理特征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交战.他的归隐田园、官事尘杂、蛾眉见嫉、贪恋君恩四种描述归隐之志的视角,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归隐之志.而这正是南宋遗民文学所呈现的共同心理特征.     

论家族叙事的悲剧化与喜剧化

中国的家族叙事大多采取悲剧化的格调,展现人物在悲剧情境中的生命抗争。由于题材和中国文化的性质,家族悲剧性叙事呈现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在少数文本中,喜剧性的手法揭示了旧家族的荒诞与崩溃的必然,特别在先锋叙事中,对父辈的降格叙述表明了伦理与家族叙事的革命。     

论赵世炎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赵世炎是一名土家族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只是把自己置身于土家族一个民族的语境中，他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现代性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赵世炎哲学的理论特征是以全球性视野思考中国问题，其哲学的时代特征是以现代性定位中国革命问题，其哲学的实践特征是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目的。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     

透视电视剧《潜伏》的叙事张力

电视剧<潜伏>剧情紧凑,悬念频生,其"理解性认同"的视角彰显出强大的叙事张力.<潜伏>在革命叙事中张扬了对人性的关切,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彰显出对信仰的价值关怀,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叙事中寻求着理性的艺术审视,在爱情叙事中回归崇高情感的抒写.     

沉浮在荒诞与隐秘之痛中的真实——墨白长篇小说的魅力

墨白长篇小说是一种迥异于目前商业化叙事的先锋文本。他以探索中国那场荒诞而真实的文革岁月和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一些人精神的匮乏和压抑见长。其魅力主要来自主题意蕴上对历史荒诞与人性沉落的尖锐刺痛感的把握 ,以及文本形式上以神秘与独白呓语为特征的梦幻式结构和诗性叙述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