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通:余光中诗论思想的主调

余光中诗论既提倡吸收西方文化资源,又反对现代病和恶性西化;既主张打破偶像、反叛传统,又强调纵的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现代诗的落脚点在中国,该经由中国诗的现代化环节达到现代诗的中国化。同时,中国的现代诗应该具有超越性,它在艺术上代表的是中国诗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新诗。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精品难再 诗艺永存──读《沙鸥诗选》祭沙鸥

诗人沙鸥一生对新诗的形式和意境作不懈的探索,以学艾青抒情诗起步,又转向民歌学习引四川方言入诗,研究古诗创造了人称“沙八行”的诗体,八十年代年届花甲的他开始探索中国传统诗如何与西方现代诗结合,创造了“新体现代诗”。     

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

韵律是中国现代诗形式的重要质素,对现代诗韵律的探索,诗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二是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诗应有音乐美的主张,三是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纯诗”理论的音乐本体观,四是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无韵自由体主张。在现代新诗的韵律观念的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新诗歌谣化的趋势,而戴望舒和艾青对无韵体的倡扬其实是对中国现代新诗自由精神的坚守。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诗的格律》:中国现代诗学的双重意义

在1926年4月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上,闻一多著名的论文《诗的格律》的发表是中国诗学界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理论事件。《诗的格律》的发表在中国诗学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闻一多从理论和创作两个角度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设,为新诗开辟第二纪元;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从此时起,一种被称为“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消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主要格局,悄然成为注定的理论模式出现,它深远地影响和牵扯了中国现代诗学大部分的视线和精力,深刻地左右和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建立的思维路径、创作的走向以及理论的品质。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新诗能向古诗学什么

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原因在于它涉及新诗发展的方向.不管怎么说,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新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其合理性,但新诗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走上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道路.新诗的西方特征表明新诗存在对于中国传统的学习空间,而新诗能向古诗学习的地方正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诗相比独特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古诗由于"兴"的神奇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又使中国诗对自然采取平视的态度.这都是新诗首先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     

文化融合: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理想图式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涌现出一股新诗现代化潮流,其中九叶诗派诗学理论家袁可嘉和唐湜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新诗现代化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现代理想的诗歌图式,其建构的路径是文化融合:即原欲型文化与理性型文化的融合,以此创造出生态更加自觉平衡的或以原欲型文化为主的含有理性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或以理性型文化为主的融有原欲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这两种诗歌的文化形态应该代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方向。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1950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新青年》译诗与早期新诗音节的建构

《新青年》是最初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刊载的翻译诗歌对新诗音节的建构影响深远。《新青年》诗人群体的译诗将英语诗歌轻重律中国化,大量运用虚词营造轻重音变化,借鉴英语中的语法和句法变化,丰富了新诗音调。在用韵上,译诗较多采取英语诗歌头韵、内韵与多种尾韵的形式,并结合汉语音韵特征,对早期新诗音韵形式作了更加自由多元的中国化转化。《新青年》译诗打破传统近体诗固化的韵律节奏,向英语诗歌借鉴,探索口语和情绪的自然节奏以及诗歌的语义节奏,对中国新诗节奏建构作了有益的尝试。     

现实的诗化展开: 战后台湾现代诗的生活美学

台湾现实主义诗潮于1970年代再次兴起,于诗坛外部而言是对当时台湾内外交困历史的反映,于诗坛内部而言,是对佶屈聱牙的现代主义诗风的反叛与纠偏.现实主义诗潮于台湾现代诗而言并不如现代主义诗潮"风起云涌",但作为一种潮流,却与现代主义一起成为战后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两个重要线索与路向,且在互相对抗与学习中绞合出台湾现代诗的诗美盛宴.站在百年新诗发展的结点回望战后台湾现实主义诗潮的群体构成,追索与日据时期新诗的历史渊源,挖掘梳理其诗学维度、 审美视域,以及在1980年代的变化等,或有助于窥探台湾现代诗在历史、 政治、 民族、 文化等影响下生长变动的轨迹.     

现代诗学创建的人文品格——评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在现代诗学理论的建设上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门现代新诗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状态.潘颂德把中国现代诗学看成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互补格局,以缜密的求实态度与开阔的当代视野,对各种类型和倾向的诗学观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了现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现代诗学批评史的构架.     

孤寂而奇绝的风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观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有清晰的运动轨迹——２０年代的象征诗派、３０年代的现代诗派、４０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８０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它在每一阶段信守自己走向同时又达成四点共识,即深潜感伤的内视性、追求艺术本体的纯粹性、逐渐向现实主义归趋、寻找中西艺术的融汇。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命运不佳;但存在本身已证明了人与文的双重自觉。它内在把握的思维方式折射了时代风云变幻;它的形式感与独创意识提高了新诗品位;它从纯到不纯的位移丰富深化了现实主义。它不仅拥有荣光的过去,也许还将拥有荣光的未来     

艾青的诗学成就及其对中国新诗的美学构建

艾青是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史上的杰出诗人 ,他的新诗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 ,不仅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进程 ,也为现代新诗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     

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现代诗论——读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诗研究的佳音也频频传来,不时有新老专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青年学者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以其最接近新诗本体,最具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填补了中国现代诗论的空白.“走向……本体”,“回到……本身”,曾经是八十年代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口号,许多至力于新诗研究的学者都为此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与艰辛,也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果.但真正走向本体、回到本身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不仅需要排除文学以外种种因素的干扰,更要耐心地去梳理纷云复杂的新诗本身.面对这些艰难而又棘手的问题,李怡既没有退怯,也没有绕过.他在著作的“导言”部分就明确宣布,“我们须得擦净现代诗歌概念中的那些西方文化痕迹,又得拨开中国诗人种种的‘误读’、‘反读’所带来的种种歧意”,要“清除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部探骊得珠之作——欣读潘颂德著《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实的书:潘颂德著《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继《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一书之后,作者又完成这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第一次较完整的研究新诗理论的著作.捧读之后,我感觉到了它的沉甸甸的分量.《四十家》对我国现代诗论作了认真的系统的梳理,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现代诗论的发展脉络.作者以其新颖的理论视角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发生与流变的清晰图象.     

实现的与期待的

从１９４９年到现在,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新诗在这个特殊阶段里,已经有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新诗从此经历了充满痛苦的、极其曲折而又极富戏剧性的进程。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中国新诗历史的后５０年,既是五四新诗传统的继续和延伸,又是具有巨大变异性的独特的阶段。正是由于它有过对于新诗传统的大面积的改写,因此,随之而来的匡正,却也为新诗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异变造成了贫乏,而挫折却酝酿着丰富。从５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中国新诗这长达半个世纪的艰难行进,谱写了这一阶段诗歌的既贫乏又丰富的历史。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