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基于2015年北京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在利用倾向得分倒数加权法纠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以后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过高的工作流动频率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普遍的留守经历有关；（2）不同类型的留守形式和留守时间对工作流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完全留守、长期留守者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3）相同的留守行为对工作流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更易受到童年时期留守经历的影响。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在关注留守经历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的同时，也应避免留守问题的代际传承。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如何实现市民化,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展开,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和人文关怀、适当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改变对农民工的片面认识实现。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我国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就业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对成都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研数据,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与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职业价值观、就业发展能力和就业质量等方面,既有很大的代际差异,也存在一定的代际传承现象,探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路径选择:构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探讨劳动力市场灵活稳定型就业机制的实现路径;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促使其实现从"半城市化"向"市民化"的转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基于兰州市600份调查问卷和50份个案访谈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呈现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于储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并逐步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转型、消费方式多样化、消费观日渐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特征。收入状况、基本人口特征、消费制度供给、二元消费文化等是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制度供给,改善消费市场环境、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与政策回应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事关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现状、需求特征和住房意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居住拥挤、条件简陋、教育医疗配套少,住房问题十分严峻。文章最后从户籍制度调整、阶梯型住房政策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对策。     

2006年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农民工问题一直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也是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2006年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工荒"成因、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娱乐休闲、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民工的市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1109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1109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重点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方面,除了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外,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培训次数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方面,朋友圈范围和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不同,分析婚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从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以及婚恋影响因素等三个侧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特点。同时把个人背景与流动经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建议。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

本文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澄清了当前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愿景。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未来。文章最后给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外出打工的439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形成;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也能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支付意愿;感知风险对于感知价值、参照群体影响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相关企业和培训部门可以优先考虑从提高感知价值和调动参照群体影响着手,有针对性地设计职业培训内容、推广职业培训项目,逐步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隐忧,提升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特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并利用人的经济价值理论解释了民工荒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价值的提高也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倒逼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价值的提高,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也要进行相应地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

文章首先回顾了农民工演变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通过作者在东莞塘厦镇的调查访谈资料,本文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和新的利益诉求,并说明新阶层出现后给城市和农村社会分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利用迁移者角色变迁的理论来诠释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最后提出了简短的政策思路,其他存而未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自我认知及价值观调查分析

深入了解农民工的信仰、理想及对己、对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对于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调查显示,一半多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近1/3的人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号";60%的人打工目的主要是养家糊口;最不满的社会问题是"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大多数农民工眼里的幸福是"得到社会尊重";一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劳动所得与付出相比不合理;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什么也不信仰"。总地看来,农民工的人生态度较积极,能够关注社会问题,但自我身份认知比较模糊、信仰缺失、与其生活的城市"融合程度不够"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25个社区调查

运用长沙市25个社区9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总体较差,作为中间变量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影响住房状况,社区环境因素是中间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作为初始变量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类型和工作行业不仅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而且对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初始变量的住房公积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影响。最后建议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科学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对象标准,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