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1975年英国与欧共体重新谈判的原因、性质及意义

1974年4月,英国在成为欧洲共同体正式成员刚刚一年多就提出重新谈判的要求,其中既有英国加入谈判时遗留问题的影响,也有英国进入共同体后国内经济和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英国与欧共体重新谈判的性质不同于1970年的加入谈判。重新谈判不仅在欧共体/欧盟史上开创了先例,而且因重新谈判结果付诸公民投票而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开创了先例。通过重新谈判,英国人民再次确认了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资格,欧洲一体化首次扩大的成果得到巩固。     

迟到的“革命”:英国人关于“议会主权”的一场争论

英国经典议会主权理论认为,英国议会具有最高立法权,法院只能服从而不能质疑议会的立法,议会后来通过的法令可以修改或废止此前通过的任何法令。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上述经典议会主权理论受到了欧共体法的最高效力和直接效力原则的挑战,由此引发英国人关于欧共体法优先还是议会主权至上的法理争论,围绕Factortame判案这一争论达到高潮,形成了革命论和建构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实际上,革命早在英国加入欧共体时即已发生,经典议会主权理论的核心受到冲击,但这种革命是有限的,它并没有动摇英国宪法主权的地位。     

戴高乐为何阻止英国加入欧共体

在欧洲，人们对文明的认同，必然会发展出一种诉求统一的政治理念。在欧洲建设的过程中。为保证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戴高乐认为欧洲国家进行政治联合至关重要。相反，1963至1967年期间，戴高乐将军多次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直到戴高乐政界生涯结束后，英国才于1973年1月加入欧共体，这是各国国家利益、国内外因素、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一些主观因素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多边服务贸易规则的重构及其应对

为保持服务贸易优势, 某些WTO成员正在着力推进国际服务贸易新规则的谈判。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在承诺模式、框架设计和具体内容等方面与现有服务贸易规则(GATS)存在差异, 将对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已声明加入TISA谈判, 但面临内外部阻力和障碍, 如现有FTA谈判模式与TISA谈判存在差异、国内服务业竞争力不足以及主要成员对中国加入谈判的态度模糊等。中国加入TISA谈判存在可能性, 欧盟等成员的支持、新一轮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以及自贸区战略的实施推广等, 都将为中国加入谈判提供有利条件。中国应该探讨各种可能途径, 积极参与多边服务贸易规则重构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英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变”与“常”（1998-2020）——基于预算制度类型学的分析

在预算制度类型学的框架下,追溯英国预算绩效管理的历史渊源,呈现英国近二十余年预算绩效管理围绕支出审查这条"红线",以总额控制、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的目标追求为"主旋律",依次经历了公共服务协议、业务计划、单部门计划和公共价值框架的变换,实现了预算与绩效管理的一体化。总体而言,政府更迭、部门与跨部门绩效管理的张力、外部价值和工具理性的冲突、绩效指标繁与简的矛盾是导致变换的关键因素。     

20世纪50年代美英“雷神”导弹谈判及使用协商权问题

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仅影响到美英整体外交关系,也对两国的核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苏联在核领域的重大进展对美国与欧洲盟友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此,美国正式将雷神导弹纳入美英谈判议程之中。在英部署雷神导弹不仅有助于安抚英国因苏伊士运河危机对美国产生的愤怒情绪,而且还有助于威慑苏联,这是美国北约核化计划的重要一环。英国支持美国在其本土部署导弹,但在使用导弹协商权问题上两国存在某些矛盾与摩擦。     

试析英国上院的司法职能

英国议会上院兼有司法职能,是国家的最高上诉法院。作为英国法院层级体系的顶点,上院的判决约束所有的下级法院,并成为英国本土法中最重要的先例,具有司法导向作用。在日趋多元与复杂的社会中,上院常常要衡量不同的价值或利益,在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等发生冲突时作出仲裁。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上院的司法职能在得到加强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上院的司法职能可能会被拟议中的最高法院所取代。     

从财政史看国家预算的产生与发展问题

专门论述国家预算产生与发展的文章所见不多,平时所参考的几种教材和专著,论述较简略,在表述上意见也不尽一致。大致有这么几种提法:一种是王传纶教授编著的《资本主义财政》,其中关于国家预算的产生提到:“虽然古代的罗马曾经有过类似预算的制度,但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却发生于十三世纪以后的英国。”另一种是麦履康、     

新界问题与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就１９４２年中英谈判中，双方在新界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进行了详细论述，分析了中国最终在新界问题上向英国让步的一系列原因，验证了“弱国无外交”的名言     

从赫尔利来延安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赫尔利是美国对华政策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曾经两次来延安主导国共谈判,当时赫尔利与驻华外交官们的对华主张发生尖锐矛盾,美国政府内部也就此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是赫尔利的片面援蒋政策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发生重大转折。这对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法德英关系与欧洲一体化（1945-1993）

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启动、扩大和深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法德和解为战后西欧一体化扫除了障碍,奠定了政治基础。60年代到70年代初,法英的矛盾与冲突导致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过程一波三折,使欧洲共同体的扩大整整推迟了十年之久。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和德国统一的背景下,法德之间的合作对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时的国际形势浅析

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日益强大，逐渐威胁到了英、法、俄等国在世界殖民地市场上的利益。为了对付这个欧洲共同的敌人，它们化解前嫌，订立所谓的“三国协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挽回了西藏的主权。这既是清政府努力的结果，也是英、俄为了联袂对付德国在双方殖民地利益上妥协、让步的结果。     

英国科技人力资源移民美国的历史考察

19世纪英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迁移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科技骨干;二战后英国实力的整体下滑使其人才流失的趋势不可逆转,而美国的人才智库则不断被充实。英国科技人力资源移民美国的历史体现了英、美两国国力的兴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知识创新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行自给自足的人才政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凭人才引进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出台与改革相关政策、制度以提高本国科技人力资源的素质,吸引国际化高端人才并推动本国人力资源回流,必将成为关系各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试论英国希思政府的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

1970—1974年希思执政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剧烈动荡,欧洲货币一体化运动正式启航,英国也于这一时期如愿加入了欧共体。希思政府如何看待和应对刚刚起步的欧洲货币一体化运动,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本文详述了希思政府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指出决定英国政策的两个关键变量是首相本人的亲欧理念和英国的经济考量。就两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可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它还是要受到后者的制约。因此,虽然希思希望英国能够完全融入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之中去,但终究是壮志难酬。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的英国观

费孝通英国观的形成是与他对英国民主传统的推崇与好感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二战前后英国所表现出坚韧与不屈的民族精神,更加深了他对英国民主制度的认同。在其看来,英国民主虽历经数百年之演变,但其所蕴涵的民主精神却从未发生变化,对民意的尊重,对特权的藐视,追求社会公正公平成为英国民主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由此也构成费孝通英国观的主要认知路径。     

一口通商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影响

清初,清政府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为朝贡贸易。1684年,康熙皇帝开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但四口通商对早期的中英贸易影响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英商不享受相应的优待政策。对于缺少贸易中转站又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英国商船来说,即便到达四口也难以售出货物,更无力购买大宗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四口都缺乏同英商长期贸易的准备,一时难以组织英商所需的货源。为了加强对英商的管理,1757年,乾隆皇帝将中英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并推行公行制度。同年,东印度公司职能发生转变,实力强大的“公司国家”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茶叶贸易,中英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鸦片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平衡收支的重要筹码。     

论一战与英国妇女选举权的实现

一战前,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未能给英国妇女带来选举权。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妇女选举权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这些重大变化主要有：妇女社会作用的加强、工党的崛起以及自由党的衰落等。此外,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迫使英国政治家们实行必要的社会改革,这也为妇女选举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20世纪英国离婚法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探析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家庭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掀起离婚浪潮,在欧洲以英国最为典型。20世纪英国离婚法实现了从有限离婚主义到离婚自由主义的转变。然而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离婚后时代单亲家庭队伍的不断壮大,已经成为严重困扰英国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面对离婚自由主义带来的汹涌的离婚风潮,英国立法机关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离婚法为重建婚姻和家庭做出新的努力。站在婚姻家庭法的视角,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英国离婚法变革进行梳理,从中深层剖析离婚法改革对婚姻制度带来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婚姻和离婚现状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