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力行为工夫":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

黄宗羲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他的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治、民有、民主的新范式.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他批判君主的"一家之(私)法",主张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治思想;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则揭示了他朴素的民有、民主思想.     

商品经济观念与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

此文认为,判定黄宗羲是启蒙思想家的基本依据,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批判封建专制。从自然经济观念出发,充其量只能产生封建“异端”思想。黄宗羲突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从商品经济观念出发,才得以提出民主启蒙的政治经济纲领,建立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启蒙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正囿于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他的启蒙思想难免有先天不足之处。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明夷待访录》社会治理思想论析

社会治理如何容纳多元主体是当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黄宗羲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重新解构了书中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思想.从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的角度,指出黄宗羲通过明确君主本职与臣道,提出“分治”思想调整政府权力系统关系,为社会治理争取空间;通过强化学校的“治统”地位,将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组织化及制度化的“治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机构,最终建构一种健全持久的双轨政治,即通过新型学校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秩序从失衡到双轨化的调整.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君主独裁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的根源之一,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曾冒着坐牢、杀头、灭族的危险,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揭露。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光辉著作。 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新的气息,市民运动的兴起,阶级斗争的内容更加深刻。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席卷全国,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北京,明王朝三百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激烈的阶级斗…     

以赛亚·伯林的"现代性"

从价值多元论和反启蒙立场出发,以赛亚·伯林拒斥现代性.在他看来,启蒙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必然导致吊诡的现代性:一种经由理性思考的现代性构想只有依靠非理性的方式才能实现.然而,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并不否认启蒙的影响.他承认启蒙之后,人类必然要脱离传统社会而进入一个"新时代".自发性、多元性是这个"新时代"最基本的"现代性"特征.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黄宗羲的《留书》保存在天一阁

我国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清顺治十年,即他四十四岁时,写下了一篇重要著作《留书》,而至今三百多年,一直不曾公之于世。《留书》是否尚存人间?这是研究黄宗羲的专     

启蒙观念的辩证发展--康德、霍克海默、福柯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但他没有找到理性的合法化依据,并笼统地谈理性,因而其观念自身包含了不可克服的矛盾。自康德以降的一代代思想家们在不断地对启蒙观念进行批判反思,对其修正、丰富和发展。霍克海默将启蒙观念泛化,指出启蒙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摧毁的特性,以此提出了他的启蒙辩证法,具有一定的建设性的意义,但他过于强调否定的方面,带有了自我消解的特征;福柯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来谈启蒙问题,虽然他有将启蒙和现代性割裂开来的倾向,但他强调启蒙与历史当下性的必然联系,并把启蒙归结为一种哲学气质,即它的批判性。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到福柯,启蒙观念辩证发展代表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

周秦之际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监察活动的制度化与专门化。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能够为这种制度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韩非子秩序优先的前提下强调君尊臣卑伦理的绝对性,主张君臣异利,在政治领域强调以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性。韩非子的监察理论,强调以"法"、"术"、"势"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君臣关系,加强君主对人臣权力的监管。他的学说,对秦朝监察制度的创建以及汉代监察制度的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新论

黄宗羲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提出了“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平等社会观,表现了他对个体主体性的重视。他在哲学上主张“盈天地皆心”和“穷此心之万殊”的命题,也主要着眼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黄宗羲提出一系列冲破程朱理学“成说”的精辟见解,主张思想解放。他的民主启蒙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自觉。     

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 ——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

在禅风炽盛的明清之际,黄宗羲强调儒者"作文不可倒却架子"。首先,在对当世儒者所撰塔铭的批评中,黄宗羲认为"启众信、备僧史"理念统摄下的塔铭写作有失儒者气象,文章往往雅俗相乱。其次,在自身塔铭创作上,黄宗羲的儒者本位意识也有所投射。论及僧诤时,他善于借儒者之例批判禅林门户之见;为逃禅者作塔铭时,他着力凸显塔主"外禅内儒"之精神实质。以黄宗羲的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可解读其"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的内涵,并可感受当时儒释交游之张力。     

当启蒙遇到国际政治——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思想涉及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基础观念和规则。先发现代性国家的启蒙大多顺应其社会的内源性要求而出现,后发国家的启蒙则有明显的外源性。文章据此区分了原发型启蒙和后发型启蒙概念,刻画了相关思想群体的话语特征,揭示了先发与后发国家思想群体间的"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文章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信奉理性增长与个体自由和谐共进的原理,但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由此指出启蒙在自我毁灭。福柯晚年的思想则表明,唯有回到"批判理性"或"对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守住精神的自主性,这才是启蒙的自救之道。     

"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周作人的启蒙理想与"沦陷"悲剧

沦陷时期"苦住"生涯的不齿与难堪.为周作人所从事的启蒙运动增添了一种荒诞的色彩.对于这位以"思想革命"自任的五四人物来说,启蒙工作是挽救危亡和救赎自我的最后希望.然而,在启蒙者心中视为"第一要著"的启蒙工作,在现实社会中未必具有如此崇高的位置.周作人的悲剧不在干他的启蒙思想,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启蒙思想.     

黄宗羲公观念论析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思想领域也异常活跃,公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针对灭私立公的传统公私观,黄宗羲提出“自私即公”,并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公天下。为了保证社会的公正,必须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种公观念带有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忠君与忠社稷关系辨——论明代土木之变中的士大夫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政治考量的基点.由此反映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断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     

现代性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现代性的批判再度以深入地检审"启蒙"及其传统的方式被课题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这一主题作出了重要应答.其核心思想是现代极权主义并非启蒙传统的外部状况或单纯反面,而是这一传统之固有特性和固有动力的辩证展开.因此,启蒙原则及其自我巩固的发展为20世纪的神话和野蛮状态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洞见,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批判未曾真正深入到存在论根基处进行彻底的检审,所以它仍然是不充分的和有待完成的.     

黄宗羲的思想与学风

今年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逝世二百九十周年。有关单位正在筹备纪念黄宗義学术讨论会。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沈善洪教授主编的《黄宗羲全集》,将从今年起陆续出版。本刊将沈善洪撰写的全集序节要予以发表。此文着重评述了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哲学观及治学特点。从这期起,本刊特辟“浙东学派研究”专栏,陆续发表有关研究黄宗羲和浙东学派的文章,欢迎四方学人踊跃来稿。     

卢梭和马克思:超越启蒙的两条路径

启蒙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思潮,在启蒙的视域中考量卢梭与马克思的承继关系,能够彰显两者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并凸显他们对于启蒙超越的不同维度.卢梭和马克思都对启蒙精神进行了反思,并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了对于启蒙的超越:卢梭在政治学语境中实现了他对于启蒙的批判,提倡公意,追求良知、道德自由;马克思则在经济学语境中实现了他对于启蒙的超越,把启蒙问题转化为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问题,并在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塑造了一种新的启蒙精神.     

福柯的启蒙概念

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表征了启蒙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后现代性由启蒙所塑造,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同启蒙的批判精神相一致。福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从而把启蒙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