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字频统计分析

语言文字的统计工作有很长的历史。世界上第一部频度词典是德国学者F.w.Kaeding1898年编制的《德语频度词典》。我国早在20年代就进行过汉语的言语统计研究。70年代,北京新华印刷厂等19家单位用两年时间对2100多万字的资料进行了汉字查频工作,编成了《汉字频度表》。近三十年来,由于在字词频的统计中广泛地采用了计算机技术,逐渐改变了手工查频、手工统计的方法,提高了统计的效率和精度,把字词频的统计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83年,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系利用计算机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大规模的统计研究,提供了十三种字频统计表。文字频率统计工作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数以亿字的原始素材的收集、分类和抽样分析工作,不仅需要有一定的人员和技术,而且还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做后盾。“现代汉语频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工作述要

1986年6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1987年5月于成都成立其分支机构大藏经对勘局,展开了版本搜集、对勘、编辑、出版等工作。搜集、对勘、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甘珠尔、丹珠尔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后又被列为“九·五”出版计划,当时因甘珠尔的版本未能搜集全,首先搜集对勘出版了丹珠     

藏文《大藏经》版本述略

文章简要介绍了藏文《大藏经》各种版本的编纂及刊印年代 ,并就各种版本的特点作了比较说明     

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

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藏族文化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被喻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明珠的藏文《大藏经》,基本上包罗了藏族古代文化,它是藏族社会宗教文化发展的产物。藏文《大藏经》的产生和早期佛教传入藏族社会以及译经事业的发展又有直接的关系。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首发式在京隆重举行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第一部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推出,首发式于1995年3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的出版发行十分关心和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到会表示祝贺。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工作述要(续完)

有关对勘方法 如上所述,对勘底本与诸参校本逐字对勘后,其衍文、阙文和不同点等三种结果均在对勘注中体现出来,对勘底本保持原文不作任何增、删,诸参校本中多出的法品和函部均增编在正文或对勘底本中,并作有说明。欲知详情,请参阅对勘本。     

浩大的民族文化保护工程——庆祝藏文《大藏经》对勘局成立二十周年

一、《大藏经》对勘局的成立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藏语意为"佛语部译文",是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意为"论述部译文",即由佛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大藏经》内容丰     

几种藏文《大藏经》版本的异同比较

被喻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的藏文《大藏经》,基本上包罗了藏族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全部内容,它是藏族社会宗教文化发展的产物,是经过二三百年时间,在13—14世纪时形成的。     

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及其相关典籍述略

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是藏族本教文献的集大成。它是藏传佛教和印刷技术传入藏区之前研究藏族的第一手重要藏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项跨世纪的宏伟的文化工程——《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出世纪实

藏文《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工作始于1986年,迄今已八个春秋。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全国佛教、藏学各界人士鼎力支持,对勘、编辑人员辛勤工作,现在《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第一部终于面世了。这是宗教界和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对确定和提高中国藏学界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藏文图书出版数字化概况及挑战

现代意义上的藏文传统出版工作开展近60年,为党的宣传事业及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做出了不菲的成绩。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藏文出版事业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文章以对三十余家藏文出版相关机构的调研为基础,从出版力量分布、出版理念转型、生产资金、产品供应能力、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6个维度,着力分析目前藏文图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及面临的困境,以期为出版单位的机制设计及政策制订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盛世修典,资政育人——《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出版工作概况

正旨在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国家十二五重点编纂出版项目《中华大典·藏文卷》开展工作已有三年。三年来,在中心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地学者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各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成果初见成效,发展势头良好。一、项目缘由、立项及总体工作思路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座谈会时强调,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要加     

《大藏经》简述

佛教的大藏经,内容丰富,是佛教及有关文化的一部最大经书。我国的大藏经中保存着印度现已失传的许多佛学经典,也包括我国学者对佛教理论的创作。它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更是学者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资料,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大藏经古时叫“一切经”,是汇合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故又称“经藏”。它由经、律、论三部组成,因之又叫“三藏经”。分别称:经藏、律藏、论藏。经指佛家修行的理论,律是佛教遵守的规则,论是对佛经理论的各家著述,藏则为容纳收藏之义。     

中央政府主持刊刻印行的藏传佛教经典 明永乐版《甘珠尔》藏文大藏经管见

<正>“甘珠尔”为藏语音译,意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语录的译文”,也是《藏文大藏经》组成部分之一。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文字。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的200余年之间,先后涌现出吞弥·桑布扎等50多位藏族译师。他们与印度等地的班智达一起将大量佛典从梵文、汉文及邬仗衍那文等译成藏文,编写了《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10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涌现出近200位大译师,他们和阿底峡、真扎·热呼拉等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等地的70多位班智达一起,又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和论典。藏文大藏经的文献由此形成。14世纪初,纳塘寺学者迥丹日热的弟子降格巴希,从祖国内地集得物资,整理并抄录成最早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此,规模宏大的藏文《大藏经》问世。     

汉藏佛典对勘释读之二—《金刚经》

一、解题《金刚经》汉译本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又称《金刚般若经》;①梵文原本称为((?)rya-Vajra-Cchedikā-nāma-Prajnapāramitā-mahāyānaSūtra);②藏文本译作③据藏文本似应译为“圣金刚能断大乘般若波罗密经”。《金刚经》作为般若一系的佛经代表作,一     

《甘珠尔》版本及其对勘成果要述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是以德格版为母本,再参照现存的其余七种版本对勘的.本文对<甘珠尔>的八种版本作了较详细介绍,还对<甘珠尔>对勘中各种标识、次序错乱、刻重等加注说明,并对部帙经名,对勘注释、对勘表、对勘符号的使用说明及全书的装帧等一一作了介绍.     

藏文《贤愚经》研究综述

藏文《贤愚经》在吐蕃时期译自汉文,一般认为是高僧法成所译。然与汉文本相比,藏译本不仅品次有缺,内容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原因引人深思。近代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就此进行研究,取得不菲成果。文章结合史料记载,对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     

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写本

按最早研究敦煌石窟古藏文《罗摩衍那》残卷的外国学者有陶玛士(W、Thomas),拉鲁(Marcelle Lalou),巴比尔(J.K.Balbir),以及本文著者德庸(J.w.de Jong)。德庸除本文外尚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试论藏文图书出版的数字化建设

随着数字技术在新闻出版业应用层面的不断拓宽,人们获取信息和阅读信息的习惯正在迅速改变,数字出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藏学研究工作是我国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的重要方面,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它对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藏族文化,对于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藏学研究成果的展示途径和国家对藏政策的具体体现,藏文图书出版的数字化建设所承载的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