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参与式扶贫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农村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实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扶贫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建设难度大、群众参与度不高、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从加大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宣传,提高群众参与度,完善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科技扶贫,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对策.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社会资本与扶贫发展

社会资本的概念,在一些学者的推介下日趋流行,世界银行也将其纳入在资助的扶贫项目框架之内,国际扶贫机构世界宣明会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进在中国农村发展项目中,藉着参与式的扶贫开发,帮助社区建立社会资本,摆脱贫穷。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参与式扶贫好

为了打破传统的"救济式扶贫、介入式扶贫"模式中群众被动接受的局面,彻底走出"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怪圈,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探索和创新"参与式扶贫"模式,赋予被帮扶群众以平等参与项目选择、工程建设及产业开发的权利。     

"参与式"农村扶贫模式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施及非经济性因素分析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参与式”在四川 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的扶贫实践,有利于扶贫工作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显示出了积极的扶贫效果。但是,这 种扶贫模式在被引进和应用于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必然受到若干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与变革中的现实 社会的冲突、适应和改造的过程。     

扶贫瞄准的绩效评估与机制设计

为了对我国当前的扶贫瞄准绩效作一个较为客观的定量评价,运用瞄准精度和数据包络分析从微观和宏观2个层面对我国扶贫瞄准绩效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我国扶贫瞄准存在严重的漏瞄和溢出现象,扶贫瞄准的投入产出效率不够稳定、波动明显。缺乏有效而统一的瞄准机制是我国扶贫瞄准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试图在瞄准对象与瞄准主体之间构建一个双向交流的平台,以促成扶贫瞄准资源投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提高扶贫瞄准的效率,从参与式扶贫的视角出发,设计了瞄准对象与瞄准主体交互作用的动态扶贫瞄准机制。     

社会性别敏感的参与式技术传播与科技扶贫探索——以陕西省淳化县孙家咀村为例

2002~2004年,香港乐施会通过陕西省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以参与式科技扶贫方式资助淳化县孙家咀村,项目以无公害苹果生产技术为切入点,采用参与式科技扶贫新方法。三年后,项目村家庭经济收入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均收入增加2.42倍,苹果收入增加1.66倍,家用电器增加3倍;项目执行前村里没有一部电话,现在56%的家庭有了移动电话,全村的固定资产增加2.8倍。其次,农村妇女能力建设成效显著,表现在家庭事务决策和社区管理与发展等方面。     

关于社区林业可持续扶贫模式的探讨

社区林业作为新兴的参与式林业,改变了“刀耕火种”的传统林业与“规模开发”的政府林业的经营方式,对于农村扶贫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中荷扶贫社区林业项目面对山区反贫困的各种挑战,积极探索和帮助山区贫困农民,建立起“农户林业+科技示范机制+农民专业协会”的可持续扶贫模式。以“开发式”生态扶贫方式,促进社区林业从生存角色向脱贫致富产业的方向转变。     

“乡-城流动”：参与式扶贫与村庄发展的路径

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都是政府输血式扶贫,未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在性需求,缺乏内生性动力。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方式,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产生了回乡投资的强烈意愿,与政府反贫困形成合力,实现了非农化和结构重组的再农化,乡村得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乡-城”流动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式扶贫的实现途径。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技巧球足球发射机器人设计

在信息技术赋能下,电商平台能够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即普遍连接、互动参与和服务创新;在不发达地区,这种模式表现为促进平台广泛连接农户、推动贫困群体及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形成服务创新型生态系统。以平台为核心的农村电商生态系统在吸引众多主体参与的前提下,以扶持特色产业发展为核心,协调和带动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扶贫。结合京东“跑步鸡”案例,提出电商扶贫的基本模式：在扶贫生态系统中,平台通过资源整合,发展可持续的特色化产业,并以此构建扶贫服务支点;农户在平台协同下,通过参与产业链获取市场机会以及直接参与生态系统的价值分配,进而获得知识与技能,积累持续发展能力。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扶贫开发中“群众参与”问题探讨

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一部分贫困人群得到了实惠,但是在扶贫开发中群众参与逐渐被忽视,一是忽视群众参与意识,二是群众参与通道被阻碍,三是群众参与能力的有限。针对这些问题,应做如下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扶贫人员的素质,二是加强村民组织建设,三是配套建立群众参与保障机制,四是加强妇女参与能力,五是建立科学的项目评估体系,合理分配评估权重等。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基于社会创新视角的企业参与扶贫攻坚可持续模式

企业社会创新已被视为可能解决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生态过冲、人口爆炸和贫富差距等世界性难题的方法之一。在我国,参与扶贫攻坚是企业社会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实现社会责任与经营业绩的双赢。对中国优秀企业参与扶贫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扶贫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参与路径仍显单一,尚未把社会问题或公众期望纳入自身发展的战略框架,未能将参与扶贫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路径。据此提出鼓励企业参与扶贫实践的可持续模式,包括包容性的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投入产出规模、公平互利的供应链管理以及与核心利益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创新性解决方案,以期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之时,助力企业在社会治理挑战中寻找商业机遇,以开发性战略布局应对后扶贫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