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参与式"农村扶贫模式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施及非经济性因素分析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参与式”在四川 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的扶贫实践,有利于扶贫工作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显示出了积极的扶贫效果。但是,这 种扶贫模式在被引进和应用于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必然受到若干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与变革中的现实 社会的冲突、适应和改造的过程。     

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参与式扶贫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农村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实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扶贫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建设难度大、群众参与度不高、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从加大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宣传,提高群众参与度,完善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科技扶贫,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对策.     

参与式扶贫好

为了打破传统的"救济式扶贫、介入式扶贫"模式中群众被动接受的局面,彻底走出"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怪圈,四川泸州市江阳区探索和创新"参与式扶贫"模式,赋予被帮扶群众以平等参与项目选择、工程建设及产业开发的权利。     

扶贫瞄准的绩效评估与机制设计

为了对我国当前的扶贫瞄准绩效作一个较为客观的定量评价,运用瞄准精度和数据包络分析从微观和宏观2个层面对我国扶贫瞄准绩效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我国扶贫瞄准存在严重的漏瞄和溢出现象,扶贫瞄准的投入产出效率不够稳定、波动明显。缺乏有效而统一的瞄准机制是我国扶贫瞄准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试图在瞄准对象与瞄准主体之间构建一个双向交流的平台,以促成扶贫瞄准资源投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提高扶贫瞄准的效率,从参与式扶贫的视角出发,设计了瞄准对象与瞄准主体交互作用的动态扶贫瞄准机制。     

政府将资助民间组织扶贫

6月2日，世界银行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共同启动了“中国发展市场”活动。国务院扶贫开发小组办公室国际合作与社会动员司司长吴忠在启动活动上透露，政府今年准备在江西省选择20个自然村，国家财政直接拨款1000万，交由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来搞试点项目。这预示着在扶贫上，政府资源可以对民间组织开放，民间组织可以与政府进行合作。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于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

在对现代化和依附等的传统发展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剖析其对我国农村社区发展中忽视人的发展、忽视内部因素、忽视可持续发展、拉大城乡贫富差距、降低社会整合度等弊端.认为参与式发展理论对提升社区参与度、提高农村参与主体能力和治理环境等有较大价值,并从规划、实施和评估等方面构建农村社区参与式发展体系,为农村社区发展提供保证.     

参与式发展方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     

参与式行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村发展是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共同议题。以近代西方国家发展干预的演变过程及特征作为线索,罗伯特·钱伯斯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一书中深度反思农村发展实践项目失败的主要缘由,围绕实践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外来者”要进行价值转换,遵循“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并认为参与式行动是该理念的实践方案。中西方国家在历史演变进程、制度环境、乡村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应结合中国城乡发展逻辑体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要求,探讨罗伯特·钱伯斯提出的参与式行动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乡村振兴是“外来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双向互动、共同参与的过程,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立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在充分发挥“外来者”与“内部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同时,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还需明晰各个行动主体的能力和任务,实现“参与”与“行动”的兼顾,高效整合多元系统,从而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开展。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论新扶贫开发的区域协作

随着以连片特困区为主要扶贫对象的新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区域协作不仅是推进新扶贫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扶贫战略的重要内容。针对新扶贫开发战略面临的协作意识不强、协作动力不够、协作基础不稳、协作保障不牢等现实性问题,在新阶段扶贫开发战略推进中,必须从转变协作观念、构建协作平台、丰富协作内涵、健全协作机制、完善协作政策等环节入手,全面推进区域协作,为新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扶贫开发中“群众参与”问题探讨

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一部分贫困人群得到了实惠,但是在扶贫开发中群众参与逐渐被忽视,一是忽视群众参与意识,二是群众参与通道被阻碍,三是群众参与能力的有限。针对这些问题,应做如下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扶贫人员的素质,二是加强村民组织建设,三是配套建立群众参与保障机制,四是加强妇女参与能力,五是建立科学的项目评估体系,合理分配评估权重等。     

区块链在精准扶贫脱贫中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到了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在分析了现阶段精准扶贫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区块链的技术特点来研究区块链与精准扶贫脱贫融合应用的可行性,通过精准扶贫和区块链的适应性特点,设计构建了基础层、业务层和治理层,进行了创新性融合区块链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综合平台体系。同时对区块链与脱贫后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深度融合发展趋势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接融合应用进行了展望。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探析 ——以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扶贫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 康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奔康是短板,要如期脱贫,需因地制宜,探寻出一条可持续的脱贫路径。以凉山 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通过分析搬迁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搬迁群众后续发展制约因素,从部门协调、精准识别、产业 支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及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培育等方面探寻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以期实现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