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品牌建设及其影响力

华语电影工业体系与市场体系的竞争,是电影产品在传播内容上的深化拓展以及思想与美学主题的进一步整合,伴随着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文化多层次全方位的聚合与重构过程。全球化时代,经济与文化高度互动的现实语境,要求通过华语电影产业的品牌化运营,更有效地构造＂民族性＂与＂现代性＂交织的本土文化时空,并能有效拓展东西方互看视阈中的新的文化视野,建构起与大国＂身份＂和＂风度＂相符,并具备国际化素质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全球化语境与当代中国电影民族性批评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代中国电影民族性重新得到审视。后殖民批评引发的争鸣以及华语电影理论的兴起,可以看成中国电影理论家寻求电影精神的文化血脉,在好莱坞化的世界电影图景中追求中国电影民族品格的理论性突围。     

全球化视域下的华语电影：身份、集体记忆与传播策略

作为文化现象的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华人共同的视觉经验,构成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彰显着民族性、本土性的华语电影如今面临全球传播的困境：面对＂他者＂的评价与判断,要想保证华语电影的特点并且实现跨区域传播就必须采取一些普适性策略。     

华语商业电影跨境传播中文化资本与产业资本协同机制研究

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华语商业电影的跨境传播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可始终兼顾到个人文化教养与集体文化偏好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电影产业中非物质化的精神特质与物质化的产业特质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较为清晰地观察到华语商业电影的跨境传播,首先带来的是多元华语文化自身的融合与创新,然后是华语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同质与异质并行不悖的"双重编码"。能否在"双重编码"的同质化过程中确保必要的源文化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倚重于华语文化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能否产生并有效保持协同效应,吸引更多在多元文化资本积累上具有优势的影视专业人才,和在纵向一体化及产业规模上具有优势的影视企业,共同来发展和传播华语电影。"合拍大片"和"香港导演"作为现阶段华语电影跨境传播的两大表征,体现的是全球化语境中华语文化符号的真实生存状态。本文基于文化资本理论,以规模化制作和经营合拍片的华语电影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跨境生产能力和跨境传播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华语商业电影跨境传播两大表征形成的原因,以及华语商业电影文化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协同机制。     

符号学视角下中国电影植入式广告的品牌营销研究

在传播媒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受众对显性广告呈现出注意逃离和信任度下降的趋势,电影植入式广告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策略,具有融合性强、接受度广、记忆度高、持续性长等优势,兼顾商业利益和光影艺术,在真实再现生活、娱乐大众的同时,向观众传播品牌形象,最终达到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     

品牌建设理念发展的终极目标——品牌全球化

品牌已成为现代企业面向市场经济的重要营销工具。我国品牌建设理念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品牌营运、品牌管理、品牌全球化。品牌建设理念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品牌全球化。     

华语电影中的地域转移与空间叙事——大陆、香港、台湾电影改编中的地域比较研究

尽管大陆电影空间在《黄土地》等一批先锋之作中经历了从具实到抽象的过程,形成了扩张的文化隐喻,但是空间的传统经验却陷入了影像表达的悖论;游弋出大陆的香港电影始终将地域空间限定在城市想象的自我比附,或隐或显地出现了一种"双城"现象。张爱玲作品在香港颇受导演青睐,个中原因在于其作品铭记着"双城"(上海/香港)的空间体验。如果说大陆电影的空间有一种外向性,那么身处后现代文化中的台湾电影逐渐排除了整体的空间感,缩小地域、社会空间,出现了一种内倾的迹象。从深层的文化心理上说,这恰恰是两岸三地在西方文化触发后,民族文化记忆的不同苏醒。     

全球化与民族电影的文化产业

文章通过对全球化与本土化、民族电影的属性、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等问题的分析,探讨了在全球化到来之际民族电影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文章指出,只有把电影真正当成一种文化产业来抓,才是民族电影的唯一出路。     

华语电影的"休闲政治"、中产趣味与艺术选择——对亿元票房榜的一次文化分析

新世纪以来,大众媒介刺激起消费思潮,但隐藏着许多社会信息的亿元票房华语电影却显示,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无论具有怎样的娱乐性与消遣性,都实践着休闲的政治文化。从整体上看,内地电影对中产阶层的表现依然贫弱,无论是人物身份、类型还是阶层特有的情调、立场、精神,都缺乏丰富而详实的表达。在艺术选择上,内地电影将历史与文化截然分开,仅选取历史题材与喜剧类型,这种做法无疑是狭隘的。在对外传播上,民族文化的缺席严重影响了电影竞争力。     

全球化、后殖民性与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自觉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电影面对好莱坞及外片涌进的巨大冲击 ,还有来自实用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双重压力 ,如何既能立足于国内电影市场 ,又能跻身于国际电影市场 ?以“主流片”去打主流市场 ,应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文化战略。娱乐片理应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主体 ,也应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职责 ,以应对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为此 ,中国当代电影应有的文化自觉 ,将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得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加凸显了其引领时代的蕴意.当今的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当代社会主义价值的复兴,推动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它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也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从理论上进行反思,实践中做出抉择,从而不断地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台湾电影演变

台湾电影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乡土写实主义时期、新浪潮时期、寂寞探路期。从总体上看,这三个时期奉行的均是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原则,其中,台湾独立发展的电影类型"青春电影"严格地说仍应从现实主义视角解读。台湾电影的未来则在于继续遵循现实主义创作路线,最终融入"华语电影"的大构架之中。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本文首先从文化的角度追溯了全球化现象的起源以及其对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是双向效应:一方面是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后者的特征更为明显。虽然强势文化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趋势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全方位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世界性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本文并不赞成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这些获奖电影的无端指责,在指出其复杂的全球/本土因素后,作者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对新崛起的第六代导演与其前辈作了一番比较,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全球化背景下跨族群华语写作的文化症候与解决之道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与文化的跨族群流动融合使文化的民族性边界变得模糊,一些跨地区、跨族群的华语作家的写作因而表现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困惑,比如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和张翎,香港作家李碧华,以及跨越藏汉文化边界的大陆作家阿来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文化“杂交”的第三空间,解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却因为没有稳定统一的文化认同而产生边缘的或幽怨的文化心态,因为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非同常人的具有精神症候的人物形象。作家自身尝试过解决文化症候之道,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则进一步提出解决之道: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认同,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准则,以血缘亲情为凝聚力,以“团圆”“和合”精神来迎接“游子”归来,构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自信。这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也是全球化时代跨族群文化交流时应具备的一种文化心态。     

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及有效认同

"国家形象"既是国家现实的呈现,也是媒介建构的结果。以上世纪70年代的《精武门》、90年代的《黄飞鸿》、新世纪初的《叶问》等华语功夫电影为中心,考察影像中的国家形象与时代的互文关系,我们发现当代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经历了政治认同焦虑、物质现代性追寻、文化自信重建的深层嬗变。而新近华语功夫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在理想性意识形态的敏锐输出同时,呈现出现实质感的匮乏。走出刻板叙事,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感的平衡是华语主流商业电影获得有效认同的关键。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产业与政府职能转变

在全球文化发展语境中,中国的文化产业面临着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冲击以及美国文化产业的扩张性和文化霸权倾向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面对挑战,我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角色转换和管理方式转变至关重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行政管理,要以服务导向代替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担任提供服务、协调社会秩序的角色;要由以往的直接控制、直接经营转变为以单位调控为主的管理模式.     

论华语电影的空间叙事——以《万物生长》为例

随着传统电影叙事空间不断突破,碎片化、陌生化的形式主义电影逐渐趋于主流,它开始打破以往时空交叉的电影叙事模式,为当下华语电影带来别样的美学风格,即形式主义风格。电影《万物生长》成功建构具有心理隐喻色彩的叙事空间、陌生化的情绪空间以及仪式化的空间环境,其空间叙事的艺术探索颇有代表性。     

中国语境下的全球化文化氛围

当今,我们正处在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随着科技进步和资讯的发达,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整合和融通是大势所趋.在中国,原来封闭的文化生存状态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越来越浓厚的全球化文化氛围,中国文化已昂首走向世界.然而,面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更要继续保留民族文化的特有价值,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的新视野——张英进教授访谈录

张英进,1984年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硕士毕业,1987年获美国衣阿华大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后。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主席、富布莱特基金会中国研究员。现任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学系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电影批评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英文书籍八部、中文著作六部,在美、欧、澳、中、港、台等地的学术期刊与文集发表了中英文论文一百多篇。2008年4月,在美访学的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李凤亮教授采访了张英进教授,就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研究现状及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本刊特发表该学术访谈稿的部分,以飨读者。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选择

在以西方强势国家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民族电影文化依然弱小且身份暧昧.尽管中国电影在全球化、产业化道路的探索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何做到商业与艺术的双赢、如何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问题依然是中国电影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坚持民族文化立场,走"和而不同"的创作路线,不仅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和维系文化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