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体系演变与 区域经济增长

依托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分工协作的扁平化城市体系,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群逐步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城市群首位度的降低和中心城市功能的转变,有助于提高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构建基础设施共享机制、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是提升区域经济内涵增长的有效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中心城市产业合作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视角

产业合作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内容,中心城市则是联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节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节点中心城市之间通过加强产业分工,可以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强有力的空间支点和产业载体。在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中心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外向经济联系水平的基础上,在价值链分工视角下,提出中心城市以各自所在的城市群为依托,构建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龙头",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枢纽",以兰白西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城市产业价值链,推动沿线城市产业实现梯次发展升级。     

中国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来自中国地级以上区域的证据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采用2007-2016年中国地级以上区域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相关性以及空间分布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技术创新产出总量虽逐年增加,但其在地级区域层面的分布却不均衡,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直辖市、部分省会城市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级市）;中国技术创新产出虽处在较高的空间集聚水平,但其集聚程度呈逐年下降的态势;中国技术创新产出的局部空间关联呈现出多元化的模式,HH （高高相关）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LL （低低相关）型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以及中西部地区,HL （高低相关）型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并有逐渐向城市群内其他经济发达的城市扩散的倾向;LH （低高相关）型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HH型模式区域的周围。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特征

综合运用首位指数、城市规模基尼指数、信息熵及分形等理论与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及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9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规模结构属于位序-规模分布;城市体系中中等城市数量较多但规模较小,小城市数量显著偏少;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分异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特征是城市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中等城市数量增加较快;研究期内城市规模演变表现出弱收敛态势;城市规模分布的分维数不断增加,城市规模等级差异逐渐缩小,城市体系的均衡性增强。     

泛珠三角区域城市群协作发展

本文探讨了泛珠三角区域城市空间合作发展的道路,认为泛珠区域要形成以若干个中心城市为极核的城市群.通过城市群组团式协调联动,跨区域发挥城市群集聚与扩散作用,构建分工明确的内外圈层,以产业链推动城市群协作联动,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逐渐形成中心突出、多点支撑、整体优化、多层次梯度辐射的网状空间合作结构.     

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与演化

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水生态绿色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生态承载力的内涵,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衡量长三角地区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06、2012、2018和2021年的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内的差异;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使各城市的绿色发展联系日益紧密;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在不断提升。     

基于模糊C均值聚类与相关性分析的长三角城市群演化探析

长三角经济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以城市群体系不断演化的过程.过去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功能、特征的描述,对其空间结构演化的机理缺乏理论分析.文章采用模糊C均值聚类与相关性分析的方法,构建反映城市化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对长三角16个城市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演化是伴随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集聚势能的扩散按照城市等级由高到低,沿着点-轴-面路径,通过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不断复制来实现的.研究表明:长三角一体化的形成是整体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群空间体系以及城市功能互动和演化的结果;是整个区域系统由低水平的均质空间向高水平的一体化方向均衡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政策制定者采取有效途径解决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零售的地区差异与空间关联研究

为探析长三角城市群网络零售发展的均衡性与互动情况,基于空间联系视角,运用泰尔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城市间网络零售的地区差异与空间关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零售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各省内部差异逐渐成为主要引致原因;城市之间网络零售关联关系分化现象严重,且存在明显的方向差异性;城市群网络零售空间关联网络在整体上呈现"核心-边缘"结构,但局部关联仍存在联系稀疏、方向差异、不均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城市群网络零售经济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建议.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的 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6~2014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空间相关性弱,创新极化特征突出。从影响因素来看,高科技企业是促进城市群创新的核心因素;研发资本投入、人口活力及公共图书量对珠三角城市群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研发资本投入和高校在学生人数在激励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的创新,而研发人员和外商直接投资既促进了城市的创新,又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创新。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整体上呈现出南低北高的集聚格局;高值集聚区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杭州与南京为延伸的“V”形分布,并且已经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很强的辐射效应;空间相关性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此,政府在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时,应打破空间行政界限,以实现共赢。     

长江经济带城市化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     

动态视角下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TFP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提高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对合理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协调好城市群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环境保护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对2003—2016年动态视角下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TFP进行测度和时空演变分析,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变化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年均上升0.7％,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增长由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双核驱动",技术效率的提升主要与纯技术效率提升有关,规模效率是技术效率和土地利用TFP提升的瓶颈约束;从空间维度看,晋中、哈长、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黔中、关中平原和兰西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呈下降趋势,其余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均呈上升趋势,且京津冀、呼包鄂榆、辽中南、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增长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核驱动";从影响因素看,人均GDP和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对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财政支出占本市GDP的比重和人口密度具有负向阻碍作用.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路径探讨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内部城乡二元对立、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愈发凸显。作为对传统小城镇发展模式的突破与超越,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培育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根据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政策目标,特色小镇将有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要素流动障碍,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市群内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创建中的浙江省特色小镇,根据其空间布局的不同,可划分为中心镇、卫星镇和专业镇三种类型。可以通过产业修缮、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三类功能的有机结合,增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社会联系,营造城乡高效互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成渝城市群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研究

文章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成渝城市群16座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对其收缩的空间格局、基本特征和形成机制展开全方位的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1）成渝城市群16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3座出现收缩现象,占城市总量的81.25%,主要集中于成渝城市群中部地区;3座处于非收缩状态,占城市总量的18.75%,重点分布于城市群两侧边缘;14个市辖区出现收缩现象,约占市辖区总量的29.79%;64个市辖县出现收缩现象,约占市辖县总量的65.98%。（2）收缩城市总体可以划分为全域式收缩、边缘式收缩和局部式收缩三种主要类型,其中全域式收缩主要包括5座城市,约占收缩城市总量的38.46%,均位于成渝城市群中部地区,且呈现连绵化发展趋势;边缘式收缩主要包括4座城市,约占收缩城市总量的30.77%;局部式收缩主要包括4座城市,约占收缩城市总量的30.77%,主要分布于成渝城市群的中部边缘地区,非收缩的市辖区（县）被收缩的城镇所包围。（3）少年儿童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社会抚养负担持续加大;人口受教育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均出现大幅度增加;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出现大幅下滑,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则大幅上升,且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上升幅度最大。（4）通过对城市收缩的形成机制分析,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就业岗位不足、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自然因素,以及政府适当的干预构成成渝城市群城市收缩的关键性机制。     

突发事件下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5-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韧性;科技支出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科技支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科技支出效果,应推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强化预算审查监督职能、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推进差异化投入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城市韧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