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佛学与儒学的关系复杂而渊远,尤其在宋明时期,佛学与儒学达到空前的融合,以至于宋明理学家皆有出入佛老的经历,理学家的思想几乎都渗透着佛学的影响。本文站在理学的视域与角度,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两方面,探讨和追寻佛学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以期从另一侧面揭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文章认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助缘的作用;宋明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本体意义的范畴以及性善的遍在性思想,并对人性恶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理学家提出性的超越性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佛学的一些资粮。     

论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孔子的极力神化和对立孔教为国教的奔走呼号令人瞩目,而这一切预示着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从不同维度、方面共同展示出来,原因也颇为复杂。正因为如此,为康有为作传者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有鉴于此,探究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论对于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孔学思想还是直观感受刘歆在近代的历史命运都意义非凡。     

试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扬孔抑老成因及利弊

老子与孔子同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杰出人物.老子早于孔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在《老子五千文》中用“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这一超感觉、超时空、最抽象、最概括的哲学范畴来指称永恒而绝对的宇宙本体和自然规律,并据此构建起理论体系.老子是一代先哲,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哲学认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稍晚于老子.据史书记载,孔子年青时代就崇拜老子,一生中曾多次访学、求教于老子.孔子曾极力宣传和提倡以“仁”为核心,以“礼”为途径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被尊为圣人.从老子和孔子各自学说创立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来看,老学和孔学经历了不同的命运.老学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虽然曾一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潮(如汉初和魏晋),有时甚至为少数君王所激赏、推崇(如唐玄宗,他认为“道德者百家之首”,“岂六经之所拟”,曾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人们必读《老子》).但从总体上看,老学并非官方正统思想,基本上处于被排斥、受压抑、遭罢黜的“在野”地位.而孔学则处于“独尊”的地位,被奉为封建社会的正统.作为思想文化的主体,孔学对于中国国民的人格精神和人性的塑造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思维和性格特点的形     

康有为《论语注》诠释特点论析

康有为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三统三世、大同小康、托古改制,然孔学被曾学遮蔽,被刘歆篡伪,被宋儒歪曲,故他以《论语注》为载体,援西入儒,对孔子极尽赞美之辞,弘扬孔学大道,绘制社会发展的改革蓝图。     

精神超越和心性本然的回归--试论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道倾向

二程弟子谢良佐作为理学家却被后儒认为有严重佛学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揭示宋明理学融合儒佛道的具体目的和方式.本文认为,谢良佐以追求自然从容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并以之为纽带联结和整合了儒佛道思想,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与儒家正统思想有所偏离,而他的这一偏离正体现了他在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宋明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与孔学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就整体而言是他本人的独立创作，但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特别是与孔学的大同太平之道有着明显的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带有浓厚的孔学色彩。《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给康有为以重要的思想启迪。康有为认为，孟子的性善说的根据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推而广之即为“仁政”，故此心实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切根”、“一切源”，因此，“不忍人之心”成为他设计大同理想的逻辑起点。康有为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去苦求乐，“好进化而恶退化”，这是人道进化的原动力，有此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自然遵循必由之路，循序渐进而至于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坚信大同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基本理由，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表达了人类诸多美好愿望，尽管它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它自身所固有的价值却是永存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具有孔学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     

康有为视界中的管子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关注众多的先秦诸子,管子便是其中之一。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使管子成为为数不多的一再受到表扬而没被攻击、批判的人。与既推崇管子的思想,又羡慕《管子》的"文章"、"字眼"相一致,康有为对管子的思想多次提及并予以肯定,尤其是对管子的鬼神思想津津乐道。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康有为对管子的学派归属语焉不详,模糊不清,致使管子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管子的尴尬处境反映了康有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中国近代是尚法的时代,康有为并不完全排斥法,而是对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肯定"管、韩言法"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断言法之严酷是不仁的体现,与民主背道而驰,故而没有像对待韩非那样将管子归入不仁之老学。与此同时,康有为关注管子,与他考辨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是为了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一脉相承。康有为对管子思想的诠释带有近代早期的显著特征。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批判·汲取·消融——从儒对佛的批判看儒对佛的消融

儒佛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儒学从伦理道德、王道政治等经验层面对佛教进行批判的同时,汲取佛教精华,重新发掘、解读儒家经典,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从形上的高度揭示佛学的缺弱,为时人提供了不弱于佛教的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和形上关怀,进而消融佛学,形成了宋明理学的繁荣局面.     

梁启超墨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墨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墨学学理研究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创见;他采用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使墨学研究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接轨,既凸显了墨学的时代价值,又促进了中西学的会通,推动了西学的传播;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墨学研究还成为他进行国民性改造和救亡启蒙的有力思想武器。     

傅山与墨学

傅山的墨学研究是其子学研究的一部分,既有文字的校释,也有思想内容的阐发.他肯定墨家的兼爱思想,并把"兼爱"与"交利"相连.对于墨家的功利思想也予以肯定,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经世思想.他对墨家的逻辑思想也大力发掘,是先秦逻辑思想的延续.他的墨学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也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康有为、严复宗教观比较

在康有为那里,教与学相混,孔子之学、孔子之教、孔学、孔教异名而同实;严复强调教与学各不相涉,始终侧重对教与学进行区分。这使康有为、严复所讲的教呈现出宽窄之分。康有为将教理解为教化之教,将保教视为保国的不二法门;严复对宗教的态度与康有为大相径庭,认定宗教与科学、自由相悖,反对通过保教来保种、保国的做法。康有为、严复对孔子思想以及孔教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康有为与严复宗教观的比较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墨学复兴与近代思潮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方面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论思潮,如风起云涌般弥漫着思想界;另一方面长期被冷落的今文经学、墨学、陆王心学和佛学,也相继复苏,以其古色古香之气息与时代新潮相激荡,在充斥整个近代的古学复兴浪潮中,墨学脱颖而出,其思想精华得以再现。本文仅就墨学在近代的复兴及其时代背景做一文化上的反思,以裨益于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探讨,从中我们或许能认清和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转换的某些契机。     

道教与宋代理学

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兴起,除与佛学有密切关系外,道教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学术界对道、儒两家分别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二者的相互关系探讨似乎尚少.本文试以儒、佛、道三教的对立与融合为背景,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研讨.     

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

荀子說:“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又說:“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这两段話,把墨学的精义說到了,同时也把墨学的毛病說出来了。孔学自然是既精到又圓融广大,但忽視群众的文化水平,不从具体的实际問題着手;所标榜的“仁”,不能使人人都做到。墨子刚刚来补充孔子这一缺点,所以总是拿一般問題作出发点,来齐一群众的行动,向一个比較簡单、容易见功效的目标前进。墨学所談的,总是最普遍而又是最切要的实际問題,不十分作精細的分析。孔子的意思,先要教大家都做好人,然后才有好国家。墨子則訣为先要有一个好国家,然后每个人才有做好人的机会。孔学的出发点是家族,但要求每个人行为先有一定的准則,才能出现好家族。墨学的出发点是社会,先要把这个社会控制住了,善人才能畅行其善政。墨子的切要問題有三个,他名之为“三患”。这“三患”就是:     

欧阳竟无为何要坚持“体用简别”思想?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以"体用简别"思想为核心,有体用对立、即用显体、即体摄用、即体求体等多种形态,都与唯识学的"体用不二"思想不相符合。从思想渊源上进行考察,可知"体用简别"思想与朱熹"理气论"的"理气二分"思想,在逻辑上、思维上、思想上具有同质性,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佛学化。对"体用简别"思想的极端表现"无余涅槃唯一宗趣"思想进行考察,可知欧阳竟无的生平经历激发了他解决生死大事的强烈愿望;而一方面批判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误会,一方面基于其思想的理学本位而要为自己的佛学研究做出合理性、合法性之辩护,甚至要用"无余涅槃"作为沟通儒佛的根本和关键,则是更为深刻的原因。佛教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佛教化"与"中国化",同样是体用不二的关系,这反证了欧阳竟无的"体用简别"思想是非佛教的。     

论佛学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平等思想的影响

平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契入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大师是三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佛学或者说佛教的平等观在他们的理论构建和社会实践当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三位代表人物平等思想的剖析与总结,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西学的一些政治观念与理想在精神领域的传播与发展,需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基石才有可能,而佛学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充当了这一角色。二是佛学本身蕴涵着可供挖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能够纠传统文化之偏,并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其平等思想,即使在全球化的当代背景之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对康有为哲学体系的思考

<正> 康有为哲学思想表述上的一个特点是:大量借用古代和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名词、概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康有为思想形式的模糊性质.但是,与康有为借用西方自然科学的术语相比,他更多地是沿用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本来就存在着哲学思维的模糊倾向.到了康有为,又借用旧概念去说明新的世界观,在同一概念上旧内容与新含义往往并陈着,而人们又往往习惯于用原来的意思和规定去理解这些概念,这就加深了康有为思想的模糊性.     

康有为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指向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既是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先驱,又是反对革命、拥君复辟的主将,晚年的康有为,早已被时人视为保守落伍,但他秘而不宣的《大同书》却表达了一个富于批判性的激进的社会理想。这些矛盾纠结,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思想作出统贯性说明的难度。本文拟从康有为思想与中国现代思潮三大主流的关系入手,去分析康有为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