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一般说来,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有三种:一、不同社会之间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二、译者的主体性;三、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要求。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正确理解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译者就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从《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看译者创造性叛逆

由于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处理,即"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接近和再现原作在翻译时所做的主观努力,并且为了达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体现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通过对两译本的剖析,从而对译者创造性叛逆有更深入的理解。     

主客观因素驱动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马君武、苏曼殊《哀希腊》译本对比分析

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产生对原作的叛逆。这种创造性叛逆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制约。马君武与苏曼殊翻译的《哀希腊》风格各异,但都与原著有不同程度的背离。本文在对比两译本的基础上,试探究造成这种叛逆的主客观因素。     

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创造性叛逆解析

翻译的文化转向是站在文化的高度看待翻译,从这个角度看,叛逆式翻译是客观存在的。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译本在社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审美创造和照顾读者理解等方面体现了创造性叛逆。文化因素和读者因素是叛逆式译文的根源。创造性叛逆有利于拆除文化交流的壁垒,但在理论上,译者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叛逆,因为这种叛逆式译文不利于读者对原语文化真相的认识。     

合唱的艺术巨献——评译作生产阶段的创造性叛逆

学术界不少研究者习惯将创造性叛逆分割为译者、读者、接受环境三个独立版块来研究其产生原因,这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在创造性叛逆中的作用。文章尝试将创造性叛逆划分为译作生产过程与译作生成之后两个阶段,并着重探讨前一阶段导致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各种因素,力图论证:正是译者个体特性、赞助人、隐含读者以及干预客体所形成的合力,共同导致此阶段的创造性叛逆。     

林纾、鲁迅文学翻译中叛逆手法之殊途同归

译界对叛逆的研究多集中于创造性叛逆,即＂显性叛逆＂,而忽略了另一较为隐蔽的＂隐性叛逆＂。林纾和鲁迅则是两种叛逆手法的代表人物。正因叛逆手法差距过于明显,二人之间的对比研究较少引起应有的关注,更无需谈及他们的相同之处了。本文通过比较林、鲁二人二者在文学翻译中截然不同的叛逆手法,试图阐明二人不同的叛逆并非背道而驰,而是殊途同归,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和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同的叛逆手法,本质上都是成就特定历史文化使命的社会手段。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语法化

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存在着与普通话形容词“象话”截然对立的句法、语义特点。它经历了如下语法化历程：补状句法移位、从突显摹状到突显锚程的认知侧重转向、“话”的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象”与“话”的边界消失、短语词化。在这个语法化过程中类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学对话论--与"对话理论"的对话

引进西方对话理论来建构我国的教学对话理论,必须经过两个转化:一是用教育、教学的眼光审视对话理论,把它纳入教学体系和教学情境中来,实现对话理论向教学对话理论的转化;二是吸取对话理论的合理部分,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教学经验结合起来,实现由西方对话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对话理论的转化。教学对话的内在机制是:话题选择、对话展开、话题深入、话题解决。     

从“断裂”走向“融和”：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发端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因其“唯我独尊”、“崇尚科学”等特性,导致了入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对话”的“断裂”;当今的社会已进入了对话的时代,对话时代呼唤着交往关系的“融和”;对话时代的到来,对话思潮的发展同时激活了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雷雨》人物对话研究

戏剧《雷雨》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在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推进戏剧冲突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主要以周萍为主线,考察他同繁漪、鲁侍萍的对话,对戏中人物对话进行审美分析。     

幼儿教育:从"奴化"走向"对话"

儿童本来是喜欢学习的,但在教育中,儿童变成了学习人类知识经验的工具,变成了成人可以利用的对象.这种"奴化"教育的本质是对教育中的人(受教育者,常常是儿童)的精神的漠视、忽视、压制、否定.真正的教育,是基于儿童的"生活世界"对儿童"生命世界"的关照.对话教育是一种对人性没有压制的教育,能够消除焦虑和压抑感,建立安全感,能够使儿童进行体验和发现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在真诚、敞亮、投入的基础上,形成与儿童之间的相互平等、理解、沟通、信任、尊重、融洽的情势,形成与儿童之间的互依、互生、互补、互惠、相互激发的情势和教育生态.     

远去与归来——关于中国和西方相互对话和研究的方法的思考

本文从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出发,试图分析在截然不同的中西思想文化之间实现真正平等对话的原由和基础.本文要说明对话的目的不是平行生硬的比较、附会,也不是单纯实用的价值,而是要深入到"异域"(hétérotopie)之中,再回归自身,思考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只有承认这个根本的"差异",才能找到中西对话的正确的方法和途径那就是接近现象学的"描述的方法",就是"远去"与"归来"的途径.     

文学研究中的全球视野与本土意识

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是一种追求和谐,但同时保持各自的文化身份的共存和共处的关系。文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与本土意识。全球视野是指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要放眼全球;“本土意识”则强调文学的发展必须具有民族性。     

“他者”的域外之音——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他者”形象分析

文章试图从形象的“想象与再现”、人物形象间的对话、形象的“自我内化”三个方面，考察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塑造的不完全等同于神话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中国人形象，重现“他者”形象的域外之音和其永恒的魅力。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形象学的学理依据。     

“回耶”对话的一次实践——马德新《据理质证》及其文明对话观

明末清季，在中国本土发生了一场成功的“回儒”文明对话之同时，曾在回族伊斯兰学者马德新与天主教云南教区法籍主教古若望司铎之间展开过一次重要的“回耶”两教间的哲学本体论对话。马德新从回、儒、道、释、耶五教本体论的比较角度，以两封长信回答了古司铎关于天主教的“性理”学说，两信合刊为《据理质证》一书。本文结合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以马、古二人的交往和该书文本为基础，对马德新在这场“回耶”对话中所秉持的平等开放、宽容博大、和平友善的文明对话观作了述评。     

文明对话"三部曲":差异、碰撞与整合——兼论中国"回儒"对话的历史轨迹

在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人类不同类型文明的对话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其对话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基于文化价值平等性原理的理性思考以及人类文明对话的历史性考察,不同文化或文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有效整合是现代文明交往的公正而合理的选择.差异、碰撞与整合是文明对话的三部曲,不仅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存在着历史的现实性.中国"回儒"对话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