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简论对"《晋书》取材于小说"的争议

历代学者对"<晋书>取材小说"这一史学现象的争议,表现为三大派别:一,以唐代学者刘知几为代表的否定派;二,以清代学者赵翼为代表的通达派;三,以晚清学者章太炎为代表的肯定派.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不但肯定<晋书>取材于六朝小说的史学价值,更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史学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促进了多学科研究的融会贯通.对这种史学现象的梳理,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文、史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 <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钱注杜诗>以诗利、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神秀慧能"呈心偈"解析——论禅宗史上《坛经》两个传承系统的可能性

自敦煌写卷面世,敦煌本<坛经>颇受重视,主流意见认为敦煌本<坛经>是最早文献,通行本<坛经>是对敦煌本<坛经>的改篡,二者是一源关系.通过对神秀、慧能"呈心偈"的分析,本文认为:通行本<坛经>以慧能一首"呈心偈"为特征,其思想契合迭摩以来的<楞伽经>传统,属于"心性不二见",主要流传于汉地中原和日本、韩国;敦煌本<坛经>以慧能两首"呈心偈"为特征,神秀的"呈心偈"代表了涅槃佛性思想,属于"心上安性的二见"思想,主要流行于敦煌、西夏、吐蕃等地.因此,就文本差异、思想倾向、流传地域等来看,可能存在着两个<坛经>传承系统.敦煌本<坛经>与通行本<坛经>属于二源关系.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从选本看周济词学理论之演进及其成因

周济乃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之巨擘.从<词辩><宋四家词选>可以见到.周济更重读者接受层面与文学本位的理论倾向,这可以从编选者的词学观念之演进和选家主体意识之凸显两方面找到原因.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经周济之阐扬推衍始得以发扬光大,最终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在清代词坛上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