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朱筠与乾嘉学术风气

一提起乾嘉学术成就，便使人们自然联想起那些著述颇丰的朴学大师，却往往忽略了虽未留下经学鸿篇巨制而对乾嘉学术风气形成有重大影响的朱筠。本文以为朱筠对乾嘉学术风气的形成，作用显著，其倡导之功，不在著述之下。朱筠借朝廷之力，首开辑佚之风气，而成四库全书馆开设之先声。而四库馆的开设，集中了一大批汉学精英，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推动了朴学思潮的勃兴。朱筠还以朴学训士，表彰经师先贤以倡朴学。特别是他自身探经嗜古，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尊汉学而薄宋学，重古训而轻义理，并为汉学指出了治学宗旨与门径。此外，他还广招学人于幕下，搜罗承学之士，振拔困厄之士，遂被奉为士林风会之盟主，对乾嘉学术风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路新生引言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肇始于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清初诸大师“皆于宋学有深契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影响

清初学者围绕<宋史·道学传>进行的争论,实乃宗奉程朱理学与崇尚阳明心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之争.乾嘉时期的相关讨论,既体现了汉学发展和繁盛的大势,又显露出汉学与宋学趋向合流的征兆.道咸以后,宋学欲借相关讨论来实现重振,却最终与汉学一样陷入困局.这些都折射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汉学

清代汉学在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形成,考据之风笼罩了有清一代,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通过考据,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种集大成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的整理、求实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等方面。究其原因,与清朝笼络与镇压的两手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晚清,汉学的盛极而衰,说明清代汉学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思其弊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评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正> 梁启超(1873——1929年)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影响的人物,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仅就他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上的开创之功及其严重缺点和弱点谈些意见。清初的史学家们多治明史,其间每每寄托着他们的故国之思。后来清王朝加强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屡兴文字狱,把大多数学者赶到远离社会现实的考订古代文献的道路上去,形成所谓汉学,或曰朴学、考据学。汉学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所以又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此时,汉学已经衍变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完全丧失了明清之际一些进步学者们那种启蒙思想的光芒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开了中国紧闭着的大门,中国史学家的注意力逐渐由远离现实的繁琐考据的道路转移到广阔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乾嘉幕府对清代文学之影响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提倡风雅的幕府,这些幕府成为诗人、学者的聚集地.乾嘉幕府学术气息浓郁,以卢见曾、朱筠、阮元等人为代表的幕府,倡导学术研究,一度成为学术基地,乾嘉学术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对清代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使清代诗文创作渐至兴盛.作为沟通“朝”“野”的纽带,幕府体现官方意识与布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     

程瑶田与《果裸转语记》

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乾嘉年间,是乾嘉汉学(即考据学)的极盛时期,程瑶田是皖派代表人物。瑶田自少受学于大学者江永门下,与戴震同为得意门生。自少及老,笃志著书立说,尤好名物训诂。每撰一文,必旁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汉学与汉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主持人语】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而汉学研究则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汉学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诞生、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历史可谓悠久。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他占领”,故以乾嘉学派名之。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学术,足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惟其如此,欲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要研究乾嘉道时期的学术文化,必然应着重研究乾嘉学派。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乾嘉学派也的确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真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国内学界对这部文学史的讨论集中在判断其理论框架的优劣与利弊,但尚未思考欧美汉学为何会提出"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导致了这一研究框架的产生。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需要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因此转向"跨学科研究"。以明代诗歌为例,欧美汉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借鉴而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方面缺少"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     

我所认识的“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最终仍是植根于"海外"的汉学,其问题意识与学术理路,必须置身于各自所属的学术与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在一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国文学研究必须建立自身完足的主体性,才能与"海外汉学"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