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完善基层治理机构是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把土地的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把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乡村治理结构上的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中国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政村治(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模式。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们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在乡政村治的模式中,村民自治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新中国以来村治主体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一项,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基层政权与农民共同主体,人民公社单一主体及农民单一主体的三个不同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认识村治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随着村治主体的稳定,党组织建设,宗族稳定又在影响着村治。因此,必须要明确国家中心任务,以便促进村民自主意识,以便更好推进村治。     

中国乡村基层自治变迁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村作为中国农民聚居生活的基层社区,还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层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化,对封建社会以来我国的乡村基层自治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于探索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村治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村落家族文化影响下的乡村政治

当前中国仍有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发展,乡村政治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乡村积淀了几千年的村落家族文化对乡村政治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对村民自治、政治整合、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法治等方面。乡村的发展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要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减少它对乡村政治的负面影响,合理利用其有价值的部分来促进乡村政治的发展。     

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作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抑制了乡村治理主客体的成长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主要原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民主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强化村党组织功能的若干路径——基于湖北W村的调查

当前,一些村党组织存在功能弱化的问题,主要原因有:缺乏好的带头人削弱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组织基础;集体经济薄弱削弱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物质基础;村民的原子化状态削弱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社会基础;思想文化多元化消解了村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思想基础。村党组织功能弱化造成村党组织的领导效能、组织动员效能下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及村庄治理水平提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强化村党组织功能,需要振兴乡村人才,加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振兴乡村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振兴乡村组织,让农民组织起来;振兴乡村文化,培育乡村文化共同体。     

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

“政府全能”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要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可以尝试将协同学应用于这一研究,探讨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定位、功能与协同方式。其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的权责配置是关键。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村治发展

村治与其环境紧密相联 ,随着村治环境的变化 ,村治的方式、方法也势必发生相应的变化。本文着重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客观现实和未来走向出发 ,分析了乡村治理发展的趋势 :(1)村级治理模式的多样化 ;(2)村治过程的民主化 ;(3)村治运作的制度化。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和完善村治的若干重要思路。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村落家族文化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评介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是王沪宁先生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进行了理论一般分析 ,以求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乡村发展作出回答。与一般的现代化研究将政治、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不同 ,该书从家族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 ,得出了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和结论。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实证的调查报告 :二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在调查报告部分 ,本书选取了较有典型性的 15个自然村落 ,对这些村落的历史演变、家族构成、正式组织状况、家族内部的权威构成与互动、家族与外界…     

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组织呈现出"策略维控—能人治村"和"发展主义—富人治村"两种运作逻辑。这种"能人"、"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导致村庄寡头政治,从而对村庄民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形成阻碍的隐患。为纠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逐步推动乡村组织治理转型和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重塑。